争取自由的教育
争取自由的教育必须以阐述事实与阐明价值观作为起点，而且必须制定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这些价值，并与那些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选择忽略事实或否定价值的人作斗争。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探讨了将源自于过度组织化和人口过多的弊端正当化并使之看上去像是好事的社会伦理。这么一个价值体系与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身心的知识并行不悖吗？社会伦理认为教化是决定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因素，而天性——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与心理特征——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但真的是这样吗？人真的只是他们的社会环境塑造的产物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认为个体没有他所属的集体那么重要的观点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呢？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么一个结论： 个体的生命和社会的传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文化。每一个人在生物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有别于所有其他个体。因此，自由是一桩好事，宽容是高尚的价值，而严格管制则是巨大的不幸。出于功利或理想原因，独裁者、组织者和某些科学家渴望将令人抓狂的人的天性的多样性归结为可以实施管理的统一性。约翰·布罗德斯·华生[1]在首次宣泄行为主义热情时，庄严地宣布他找不到“遗传性的行为模式，或特殊的能力（音乐、美术等）有家族遗传性”的支持。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听到哈佛大学的杰出心理学家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2]教授坚称：“随着科学解释越来越完善，原本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个人所作出的贡献似乎接近于零。人类所自诩的创造力，在艺术、科学和道德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在新的科学的自我写照中并不显著，它们其实是选择的能力和我们让他为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的结果。”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莎士比亚写的，更不是培根或牛津伯爵[3]写的，它们是由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写的。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4]写了一篇名为《伟人与环境》的文章，在文中为杰出的个体进行辩护，反对赫伯特·斯宾塞[5]的抨击。斯宾塞声称“科学”（在任何时候某某教授都可以信手就用它作为意见的代表）完全摈除了伟人。他写道：“伟人必须与诞生他的社会的所有其他现象等量齐观，是其所有早前的事件促成的产物。”伟人或许是（或似乎是）“改变的直接促成者……但如果这些改变有一个真正的解释的话，它必须在条件的总和中去寻找，而正是这些条件造就了他和这些改变”。这是一番空洞的深奥的言论，根本没有实际应用的意义。我们的哲学家所说的是： 在我们完全理解一切之前必须知道一切。这句话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一切。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片面的理解和直接的原因——包括伟人的影响。“如果有什么事情从人的角度说是肯定的话，那就是，确切地说，先是伟人重塑了社会，然后才是社会造就了他。生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还有很大程度上人类学的力量与造就他的原因之间的关系，就像维苏威火山与我书桌前这盏汽灯的闪烁。难道斯宾塞先生认为在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社会压力的汇合冲击之下，拥有种种思想特征的威廉·莎士比亚注定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出世？……他是不是说，如果这位莎士比亚死于婴儿吐泻病，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的另一位母亲将会生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莎士比亚，以恢复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论科学与人类行为》以事实作为坚实的依据。但不幸的是，那些事实如此狭隘有限，当他最后大胆地作出总结时，他的结论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那样空泛而不切实际。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斯金纳教授与赫伯特·斯宾塞一样对詹姆斯所说的“生理意义上的力量”根本不屑一顾。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内容就把影响人类行为的基因这个因素打发掉了。他的书里没有提到体质药理学的发现，也没有提到体质心理学，而仅这两个话题（在我看来，单凭一个话题）就足以撰写一篇完整而切合实际的关于个体与其存在的相关事实之间的联系的传记——他的身体、他的性情、他的智力天赋、他时时刻刻所处的环境、他的时代、地点与文化。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就像一门研究抽象运动的科学——它很有必要，但光靠它自身并不足够。设想一下，有一只蜻蜓、一架火箭和一股破碎波。这三种事物都展现了相同的运动基本法则，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这些法则，其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样重要。运动研究本身几乎无法告诉我们在某个具体的情形下，是什么事物在运动。同样地，行为研究本身也几乎无法让我们对展现行为的个体身心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拥有身心的我们来说，对于身心的了解非常重要。而且，通过观察与实验我们了解到，个体身心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有的身心能够而且确实深刻地影响了它们的社会环境。关于最后这一点，伯特兰·罗素先生完全认同威廉·詹姆斯——我会补充说，几乎每个人都会赞同，除了斯宾塞哲学或行为主义的支持者。在罗素看来，历史变迁的原因有三种——经济改变、政治理论和重要的人物。罗素先生写道：“我不相信任何一者能够被忽略，或单凭一者就能将另一者的影响搪塞解释掉。”也就是说，如果俾斯麦和列宁早夭的话，我们的世界将会与现在大不一样，而某种程度上由于俾斯麦与列宁的缘故，世界成了现在的样子。“历史并不是一门科学，而且只能在作伪与断章取义的情况下才能让它似乎是一门科学。”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因素从来无法被搪塞掉。只有在理论上，它们的贡献似乎接近于零，但实际上它们非常重要。当一件作品问世时，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受，谁的大脑在进行思考，谁的情感在鼓舞，谁的意志在克服障碍？当然不是社会环境，因为一个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只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在一个社会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体来做的。当然，这些个体受到本土文化、禁忌、道德和以口头传统或文学作品保存及传承的信息与谬误的深刻影响，但无论每一个人从社会接受了什么（或许更确切地说，是他从与其联系的群体中的无论在世或已经去世的其他个体或由他们撰写的符号记录所接受的东西），都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运用——以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化构造、他的身体和性情，与别人无关。没有任何一种科学解释，无论它有多么综合完善，能够搪塞解释掉这些不言自明的事实。让我们记住，斯金纳教授的科学式的人的写照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式的写照。还有其他写照更加符合真实。譬如说，思考一下罗杰·威廉姆斯[6]教授的写照。他所描绘的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身心与身心之间的互动，一部分是他们与其他身心共同分享的环境的产物，另一部分则是他们自身的个体遗传性的产物。在《人的边界》与《论自由和不平等》里，威廉姆斯教授以丰富的细节阐述了个体之间的天赋之间的区别，华生博士对此不予认同，而在斯金纳教授的眼中，其重要性接近于零。在动物界里，物种在进化程度上的等级越高，生物意义上的多样性就愈发明显。这种生物意义上的多样性在人类身上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比任何其他物种在生化特征、结构特征和性情特征上都有更大的差异。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但我所提到的渴望秩序的意志，将可以理解的统一性强加于令人困惑的事物和事件的多样性之上的渴望，使得许多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将生物独特性的意义最小化，只专注于更加简单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更容易理解的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环境因素。“这一以环境为中心的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威廉姆斯教授写道，“人类的婴儿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信条已经被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和公共领域的人士接受。这个信条被纳入了许多能够影响教育和行政政策的人士的思考模式中，并被那些不具备独立批判思想的人不假思索地接受。”
一个基于相对真实的对经验数据进行总结归纳的伦理体系应该会利大于弊，但许多伦理体系的基础是极其不符合真实的经验总结归纳以及对事物的本性观念的。这样的伦理体系的危害要比好处更大。直到不久之前，人类普遍相信恶劣天气、牲畜的疾病和性无能或许是由巫师恶意作祟而引起的。将巫师捉住并处死就成了责任——而且这个责任被神圣地记载于摩西的经书中：“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以这个错误的观点为基础的伦理和法律造成了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在掌握权力的人对它非常重视的那几个世纪里）。窥私告密、私刑和合法谋杀的狂欢，关于巫术的错误观点使之变成天经地义和必须去做的事情，但它们远远比不上我们这个时代基于错误的经济学观点和错误的人种观点的纳粹伦理所命令执行和正当化的更大规模的暴行和惨剧。社会伦理的基础是我们是完整的社会性动物，人类的婴儿出生时别无二致，个体是在集体环境下塑造的产物，但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如果社会伦理被广泛接纳的话，将可能会造成同样可怕的后果。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如果人类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物种的成员，如果他们的个体特征微不足道并能够通过适当的培育而完全定型的话，那么，显然就不需要自由了，国家迫害要求实现自由的异端人士将会被正当化。对于白蚁来说，为白蚁窝服务就是最好的自由。但人类并没有彻底的社会性，他们只是有一定的群居性。他们的社会不是像白蚁窝或蚁穴那样的有机体，而只是组织，换言之，是为了集体生活而创造的机器。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如此巨大，即使在最强大的文化塑造之下，一个极端的内胚叶型者（用威廉·赫伯特·谢尔登的术语进行形容）仍会保持他那好交际和贪图享乐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中胚层体型者仍会保持精力充沛不畏艰难的特征，而一个极端的外胚叶型者会总是孤僻、内向而过于敏感。在我的寓言《美丽新世界》里，基因改造和后天培育的双重过程确保了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在试管里培育婴儿，通过采用数量有限的母亲的卵子和促使每一个卵子不断分裂的手段，培育出一百多个一模一样的多胞胎出来，以此保证生出来的人高度一致。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为标准化的机器培育出标准化的操作员来。而标准化的操作员在出生后再通过婴儿培育、睡眠教育和使用化学药物产生欣快感，代替一个人感到自由和有创造力时的满足感，使其成为完美的产品。正如前面的章节所指出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正在促成权力的集中和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对个人实施基因标准化仍然不可能实现，但庞大的政府和商业机构已经掌握了或很快将会掌握《美丽新世界》里所描述的所有的用于控制思想的手段，以及其他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手段。未来人口过多而且过度组织化的世界的统治者们缺乏对胚胎进行基因一致性改造的能力，将会尝试对成人和他们的孩子推行社会和文化的一致性。要实现这个目的，他们会（除非予以制止）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思想控制的手段，并会毫不犹豫地通过经济压迫和肉体施暴的威胁强化这些非理性劝诱的手段。要避免这种独裁体制出现，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开始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进行关于自由与自治的教育。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倡导自由的教育首先应该是基于事实与价值观的教育——个体多样性和基因独特性这一事实，以及自由、宽容和友爱的价值，它们是这些事实在伦理上的必然推论。但不幸的是，光有正确的知识与合理的原则并不足够。平淡的真相或许会被令人兴奋激动的谎言所掩盖。对激情的巧妙利用总是良好的决心所无法抵挡的。只有接受彻底的对宣传手段进行分析和看穿它的诡辩的培训，才能消除虚伪而有害的宣传的影响。语言促成了人类从动物进步为文明意义上的人。但语言也激发了愚昧和系统性的极度可怕的邪恶，它们就像由语言激发的深谋远虑和善良仁慈一样是人类行为的特征。语言让其使用者专注于事物、人物和事件，即使那些事物和人物并不存在，而那些事件并没有发生。语言塑造了我们的记忆，通过将经历转变成符号，将直接的渴求或憎恶、仇恨或爱意转化为固定的情感和行为准则。大脑的网状系统从不计其数的刺激中选择少数对我们有实际意义的体验，而这个过程我们毫无察觉。从这些无意识下选择的体验中，我们再有意识地将一小部分选择出来并抽象化，从我们的词汇中选择词语作为标识，然后将其归入一个同时涵盖形而上学、科学和伦理学的由其他抽象层次更高的词语构成的体系中。如果选择和抽象化是由一个对于事物的本质并非过于谬误的体系决定的，而词语标签得到精心选择并充分理解它们的符号本质的话，我们会作出切合实际和得体的行为。但如果词语选择不当，而且对它们只是符号的本质缺乏理解，而且由谬误的思想体系去选择和抽象化体验的话，我们将会做出残忍愚昧的举动，而这些事情是愚笨的动物（正是因为它们愚笨而不会说话）做不出来的。
自由的敌人通过非理性的宣传，系统性地败坏语言的资源，目的是哄骗或恫吓受害者像思想操纵者所希望的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行动。倡导自由的教育（同时也是提倡爱与智慧的教育，它们是自由的条件和结果）其中必须包括语言的恰当使用的教育。在过去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哲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对符号与意义的含义进行分析。我们表达的词语与句子是如何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应对的事物、人与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偏离主题。简单地说，对语言的恰当使用进行合理教育的教材——横跨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每一级别的教育——现在已经有了。分辨符号的恰当使用和不当使用的教育已经可以立刻开始进行了。事实上，过去三四十年间，它原本可以随时开始。但现在孩子们并没有在接受系统的教育去辨别真伪或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表述。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便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里，也不想让他们接受这类教育。在这里有必要讲述一下宣传分析学院那短暂而可悲的历史。该学院创建于一九三七年，当时纳粹的宣传喧嚣一时，影响深远，它的创始人是新英格兰的慈善家费尔林[7]先生。在其赞助下，对非理性宣传的分析开始进行，并为高中生和大学生准备了几篇课文。接着战争打响了——一场在各个战线进行的全面战争，不仅在战场上，还在思想上进行。同盟国的所有政府都在进行“心理战”，再坚持去分析宣传材料就似乎不是很明智了。这个机构于一九四一年关闭。但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许多人士就极度反对它的活动。例如，某些教育者不赞成分析宣传内容的教育，理由是它会使得青少年变得愤世嫉俗。军方也不欢迎，他们担心新兵会开始分析教官所说的话。还有神职人员和广告商的反对。神职人员反对宣传分析，因为它会破坏信仰和使得人们不再去教堂，广告商反对宣传分析，原因是它会削弱品牌的忠诚度和影响销售。
这些恐惧和厌恶并非没有依据。太多的平民百姓如果对他们的牧师和上司所说的话寻根问底的话或许将会造成颠覆。当前的社会秩序依赖于服从的继续，不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本地传统神圣化的宣传提出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再一次，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找到一条中庸之道。个体必须有充分的暗示感受性，愿意并且能够使社会运作，但不能有过分的暗示感受性，以免无助地落入职业思想操纵者的圈套。同样地，他们应该接受关于分析宣传内容的充分的指导，不至于不加批判地相信胡说八道的内容，但不能有过度的批判性，让他们断然拒绝并非总是符合理性的出于善意的传统守护者所说的话。或许光靠分析是无法找到并坚持轻信和怀疑一切之间的中庸之道的。这个负面性的手段必须以更加正面性的手段——阐述一组以事实为坚实基础的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作为补充。首先是基于人的多样性和基因独特性的个体自由的价值，其次是慈善和怜悯的价值，基于古老而熟悉的事实和现代精神学的最新发现——无论人类的身心差异有多大，对于我们来说，爱就像食物与居所，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是思想的价值，没有了思想，爱将虚弱无力，而自由将无法实现。这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宣传内容的标准。不合理性和有违道德的宣传会被断然拒绝。只是不合理性但与爱和自由相行不悖，而且原则上不妨害思想运作的宣传则可以被暂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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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布罗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
[2]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
[3]爱德华·德·维尔（Edward de Vere，1550—1604），第十七任牛津伯爵，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宫廷贵族，钟爱并热心支持艺术与文艺创作，有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
[4]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5]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进化论提出者。
[6]罗杰·约翰·威廉姆斯（Roger John Williams，1893—1988），美国生化学家、生物学家。
[7]爱德华·阿尔伯特·费尔林（Edward Albert Filene，1860—1937），法裔美国商人、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