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识的劝诱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梦的解析》的脚注里提醒读者关注奥地利神经学家波伊泽尔[2]博士的作品，他在不久前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他使用视速仪（视速仪有两种，一种是观看盒，实验对象在盒子里观看一幅只显现几分之一秒的图像，另一种是配备高速快门的投影仪，能够非常迅速短暂地在屏幕上投射一幅图像）进行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波伊泽尔要求实验对象画出他们在观看视速仪时有意识地留意到的画面，然后他转而关注实验对象在当天晚上所梦到的情形，要求他们再把梦到的内容画出来。结果确凿无疑地表明，实验对象没有注意到的图像上的细节构成了梦境的素材。
波伊泽尔的实验经过多次改良后又重复了几遍，大部分工作由查尔斯·费舍尔[3]博士进行，并就“梦与前意识感知”这个主题向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刊物贡献了三篇优秀的论文。与此同时，学术界的心理学家们也没有闲着。他们的研究证实了波伊泽尔的发现，表明人们实际所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要比他们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多得多，他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内容被记录在无意识层面里，或许会影响他们有意识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纯科学不会永远停留在纯科学的层面。迟早它将会转变成应用科学，最后变成科技。理论转化为工业实践，知识成为力量，公式与实验改头换面，以氢弹的面目出现。在这个例子里，波伊泽尔的蛮有意思的纯科学，以及前意识感知领域的所有其他蛮有意思的纯科学，令人惊讶地保持了其原先的纯粹性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一九五七年的早秋，在波伊泽尔的那篇原创论文发表四十年后，一则消息宣告它们的纯洁性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经被加以应用，进入技术的领域。这个消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骚动，整个文明世界都在谈论它。这并不奇怪，因为这种名为“潜意识映射”的新型技术与大众娱乐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大众娱乐如今扮演着宗教在中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这个时代被起了很多别名——焦虑时代、原子时代、太空时代，或许还可以被称为电视上瘾时代、肥皂剧时代、唱片骑师时代。在这么一个时代，波伊泽尔的纯科学已经以“潜意识映射”的形式被加以应用这个消息必定会引起大众娱乐受众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个新技术的直接受众就是他们，它的目的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他们的思想。通过专门设计的视速仪，词语或影像会在节目进行时（不是在节目进行之前或之后）在一毫秒或更短的时间内在电视机屏幕上或电影银幕上显现。“畅饮可口可乐”或“点上一根骆驼香烟”将会在爱人拥抱或心碎的母亲哭泣时叠加在上面，观众的视觉神经会看到这些隐秘的信息，他们的无意识思想会对它们作出反应，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有意识地想要喝苏打汽水和抽烟。与此同时，其他秘密信息会以极其轻柔微妙的方式倾诉，不会让意识听见。在有意识的层面，听众注意的是像“亲爱的，我爱你”，但在潜意识的层面，在意识阀之下，他那双极其敏锐的耳朵和他的下意识思想会接收到关于除臭剂和泻药的最新好消息。
这种商业宣传真的有效吗？商业公司提供的关于潜意识映射技术应用的证据语焉不详，而且从科学的角度看，很不令人满意。据说多买爆米花的命令在电影院幕间休息时每隔一段时间播放，促成了爆米花销售量百分之五十的增长。但单独一次实验并不能证明什么。而且，这个特殊实验的构设很粗陋。没有尝试去控制无疑会影响电影院观众的爆米花消费的许多变量。不管怎样，难道这就是将多年以来对于潜意识的科学调查所积累的知识最有效的运用了吗？光是闪现一种产品的名字和去购买它的指令就能够打破销售阻力和招徕新的顾客，这种事情有可能实现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是，这当然不是说神经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发现根本没有实用价值。如果巧妙地加以利用，波伊泽尔的蛮有意思的纯科学或许将会成为操纵不加猜疑的思想的强大工具。
从暗示性的提示，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爆米花小贩转移到正在同一领域进行的比较低调却更有想象力的更好的方式。在英国，操纵潜意识的过程被称为“洗脑灌输”，研究者强调创造合适的心理条件进行潜意识劝诱的重要性。当接受者在药物的作用下或由于疾病、饥饿或任何形式的身心折磨而处于轻度催眠入定状态时，意识层面之上的暗示会更有可能起作用。但是，对于意识层面的暗示起作用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潜意识层面的暗示。总而言之，一个人的心理抵抗越弱，洗脑灌输的暗示就会越有效。未来的有科学头脑的独裁者会设立耳语机器，在学校和医院（孩子和病人很容易听话）设立无意识投射仪，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听众会先接受降低心理防御和提高暗示感受性的演讲或仪式。
从让潜意识暗示生效的条件，现在让我们转到暗示的内容本身。宣传工作者们应该对受他们操纵的对象的潜意识说些什么呢？直接的命令（“去买爆米花”或“投票给琼斯”）和没有根据的言论（“社会主义很糟糕”或“某某牌牙膏能治疗口臭”）只会对那些在思想上已经倾向于琼斯和爆米花的人和已经意识到体臭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危险的人起作用。但增强已经存在的信仰并不足够，如果宣传人员要配得上他们的地位的话，就必须创造新的信仰，必须知道如何争取到那些漠不关心和犹豫不决的人，必须能够缓和矛盾，甚至可以化敌为友。除了无意识的主张和命令之外，他们还必须加上无意识的劝诱。
在意识层面，非理性的劝诱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联想式劝诱。宣传工作者刻意将他选中的商品、候选人或事情与某个文化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好的理念、人物形象或事物联系起来。因此，在促销时，女性的美或许会被武断地与从推土机到利尿剂的任何事物联系在一起；在选战中，爱国主义可以跟种族隔离或种族融合，跟诸如圣雄甘地或参议员麦卡锡的任何人联系在一起。几年前在中美洲，我观察到了联想式劝诱的例子，让我对想出这个点子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危地马拉的山区，唯一的进口艺术品是外国公司免费派发的彩色日历，他们要把商品卖给当地的印第安人。那些美国日历上面有狗的照片、风景照片和年轻女人罗衫半解的照片。但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狗只是实用的牲畜，风景是他这辈子天天看腻了的，而且他对半裸的金发美女并不感兴趣，或许还有点令人反感。因此，美国日历远远比不上德国日历那么受欢迎。因为德国的广告商花了一番功夫去了解那些印第安人重视和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对一个商业宣传杰作的记忆尤为深刻。那是一张由阿司匹林的厂家发行的日历。在图片的下方你看到熟悉的装着白色药品的瓶子上的商标。上面没有雪景或秋日的树林，没有可卡犬或丰满的歌舞团女演员。不——聪明的德国人将他们的止痛药和圣三位一体端坐在云层上的色彩鲜艳栩栩如生的图画联系在一起，周围是圣约瑟、圣母马利亚、形形色色的圣人和一大群天使。乙酰水杨酸的神奇功效在印第安人的淳朴虔诚的心灵中得到了天父和整个天堂的保证。
这种联想式的劝诱应用于潜意识映射技术上似乎特别有效。纽约大学曾在国家卫生部的资助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发现一个人对于一幅意识层面看到的图像的情感能够被无意识层面对于另一幅图像或带有价值判断的语句（后者更加有效）联系在一起而被修正。因此，当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在无意识层面与“快乐”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时，在观察者看来它就似乎正在微笑，看上去很友善、亲切和外向。当同样一张脸在无意识层面与“生气”联系在一起时，它就似乎蒙上了严峻的表情，而且在观察者眼中变得充满敌意和难以相处。（对一群年轻女人来说，它还会开始显得很大男子主义——而当与“快乐”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时，她们眼中的这张脸就会像是属于同一性别群体中的成员。丈夫们和父亲们，可要注意了。）对于商业和政治宣传工作者来说，这些发现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他能让他的操纵对象陷入反常的高度暗示感受性的状态，如果他能在他们处于这一状态时向他们展现他想要推销的事物或人物，或者通过符号展现事情时，在潜意识层面他能将这个事物、人物或符号与某个带有价值判断的词语或图像联系在一起的话，他就能够在他们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根据新奥尔良的一个积极进取的商业集团所说，通过使用这一技巧，应该能够提高电影和电视剧的娱乐价值。人们喜欢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因此很享受悲剧、惊悚片、谋杀疑案和富于激情的故事。一场打斗或一个拥抱场面的戏剧性能够带给观众强烈的感官刺激，如果在无意识层面与恰当的词语或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话，能够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譬如说，在《永别了，武器》的改编电影里，女主人公在分娩时的死或许还能通过在播放这个场面时，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闪现只能被无意识感知的诸如“痛苦”、“鲜血”、“死亡”这些恐怖的词语，将气氛营造得更加悲切。在有意识思想的层面，这些词语是看不见的，但它们对于无意识思想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会大大加强在有意识的层面通过表演和对话所唤起的情感。似乎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如果无意识映射能够持续地强化电影观众所感受到的情感，电影业就有可能从破产的边缘起死回生——要是电视机的制造商未能抢先一步的话。
在探讨了联想式的劝诱和通过无意识的暗示强化情感后，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以后的政治会议会是什么情形。候选人（如果还有候选人的话）或寡头统治阶级的指定代表会向众人发言。与此同时，视速仪、耳语机器、投影仪在传递只有潜意识才能够作出反应的信息，系统性地将这个人与他的事业与积极正面的词语和神圣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并加以强化，而当他提到国家或党派的敌人时就通过负面的词语和丑陋的符号进行洗脑灌输。在美国闪现的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形象和“民有民治民享”这几个字投射在讲台上，而在俄国，演讲人肯定是和列宁的形象、“人民民主”和马克思的哲人般的大胡子联系在一起。因为所有这些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我们能够付诸一笑。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或许就没有那么好笑了。因为现在只是科幻的内容将会成为司空见惯的政治现实。
波伊泽尔是我在创作《美丽新世界》时忽略了的昭示未来的迹象之一。我的寓言里没有提到无意识映射。如果今天我重写这本书的话，我一定会将这个疏忽的错误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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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
[2]奥托·波伊泽尔（Otto Poetzl，1877—1962），奥地利神经学家。
[3]查尔斯·费舍尔（Charles Fisher，1908—1988），美国神经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