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组织化
正如我所指出的，通往《美丽新世界》的噩梦最宽敞便捷的道路，就是人口过多和人口数量的加速增长——今天是二十八亿，到世纪之交将会是五十五亿，大部分人口只能在无政府状态和极权主义控制之间作出选择。但人口增加对可供利用的资源所造成的日益沉重的压力并不是将我们往极权主义方向推进的唯一的力量。威胁自由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盲目的敌人正与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强大的力量结盟。或许应该补充的是，我们确实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这些进步是天才与不懈的勤奋努力、逻辑、想象与克己奉献的成果——一言以蔽之，是道德与智慧的结晶，你只会感到景仰与崇拜。但是，大自然的规律是，在这个世界上，凡事必有其代价。要享受到这些神奇美好的进步也要付出代价。事实上，那就像去年买的洗衣机，现在仍得为它们付钱——而且每一期的分期付款要比上一期的价格更高昂。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怀着深切的担忧探讨了西方文明为技术进步已经付出并将继续付出的代价。譬如说，他们指出民主几乎不可能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逐步集中与集权的社会里蓬勃发展。但技术的进步已经并且仍在继续导致这种权力的集中与集权。随着大规模生产的机器的效率越来越高，它将会变得愈发复杂昂贵——而资源有限的企业家将越来越无力承担。而且，大规模生产离不开大规模的分销，但大规模的分销所提出的问题只有大规模的制造商才能满意地解决。在一个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分销的世界里，资金有限的小人物处于非常不利的处境。在与巨人的竞争中，他会赔光老本，最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制造商，巨人会将他一口囫囵吞掉。随着小人物的消失，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力被越来越少的人掌握。在独裁体制下，技术进步造就了大型商业，进而消灭小型商业，并由政府掌控——也就是说，由一小撮党的领袖和执行命令的士兵、警察和公务员控制。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例如美国，是由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教授所说的“权力精英”。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着美国工厂、办公室和商店里的几百万劳动力，通过向数千万人贷款去购买他们的产品间接控制着他们，并且通过掌握大众通讯传媒，影响着基本上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从未有如此之多的人被如此之少的人如此程度地实施操控。”事实上，我们距离杰弗逊理想中的由不同层次的自治体——“村庄的初级共和、郡县共和、各州共和与美利坚合众国，构成权力渐进的政体”——所组成的真正的自由社会仍很遥远。
于是，我们看到现代技术已经导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并形成了由大型商业和庞大政府所控制的社会（在极权主义国家是残酷无情的统治，而在民主国家则相对温和与难以察觉）。但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只有能够帮助个体实现潜能和过上快乐而有创造性的生活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近几年来的技术进步如何对个体产生影响呢？下面是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塞利格曼·弗罗姆[2]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们的当代西方社会虽然在物质、思想和政治层面取得了进步，正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精神健康，而且会戕害个体内心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思考和爱的能力。它会将他变成一台自动机器，由于人性的缺陷，人们的精神疾病日益严重，在疯狂的工作和追求所谓的快乐的背后隐藏着绝望。
我们“日益严重的精神疾病”或许将以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作为表征。这些症状很明显，而且非常令人不安。但“我们要当心，”弗罗姆博士说，“不要将精神健全等同于防止症状的出现。这些症状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有症状就表明有冲突，而冲突总是意味着渴望完整与快乐的生命的力量仍在抗争。”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呐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这数百万不正常的正常人乖乖地生活在社会里，而如果他们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们不应该会适应，仍会珍惜“个体性的幻想”。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非个体化了。他们的顺从方式是他们形成了“一致性”。但“‘一致性’与自由是不相容的，一致性与精神健康也是不相容的……人不应该被塑造成一台自动机器，如果他成为了一台自动机器，精神健康的基础就被摧毁了”。
在进化的过程中，大自然不厌其烦地让每一个个体各不相同。我们通过将父亲的基因和母亲的基因相结合的方式繁衍后代，这些遗传因素能够以几乎是无数种方式进行结合。因此，我们每个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文化，为了效率或遵奉某个政治的理念或宗教的教条为名，都会试图将个人标准化，做出有违生物本能的暴行。
科学或许可以被定义为“将多样性归纳为统一性”。它的宗旨是通过忽略个别事件的独特性，专注于事件之间的共性，总结出某个能够被理解和有效处理的“法则”，去解释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譬如说，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月亮横跨天空。自古以来人们就一直观察到这些事实。和格特鲁德·斯泰因[3]一样，他们相信苹果就是苹果，而月亮就是月亮，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只有艾萨克·牛顿才察觉到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其实有共同之处，并归纳出万有引力理论，让苹果的运动、天体运动和宇宙中的一切现象的某个方面都可以通过这个单独的思想体系进行解释和处理。艺术家以同样的信念将外部世界的数不胜数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与他自己的想象力相结合，在一个雕塑的、文学的、音乐的、有序的体系里赋予它们意义。从混沌中确立秩序，在不协调中构建和谐，从多样性中归纳出统一性的愿望是一种思想本能，是精神的基本冲动。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王国内，我所说的“渴望秩序的意志”的作用大体上是好事。确实，渴望秩序的意志制造了许多基于不充分证据的不成熟的假想、荒谬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思想，以及许多迂腐的关于现实的错误观念和对直接体验的符号化与抽象化。但是，无论这些错误多么令人遗憾，它们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至少不是直接的破坏——但是，有时候一个错误的哲学体系或许会造成间接性的破坏，被用来为愚昧和惨无人道的行为进行辩护。在社会范畴和政治经济的范畴里，渴望秩序的意志造成了真正的危险。
在这里，将无法理解的多样性在理论上归纳为可以理解的统一性意味着在实践中将人性化的多样性归结为非人性化的一致性，将自由变为奴役。在政治世界里，最完善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相对应的事物就是极权主义独裁体制。在经济世界里，与美妙的艺术品相对应的事物就是工人们完美地与机器相结合的运作顺畅的工厂。渴望秩序的意志能将那些只是希望消除混沌的人变成暴君，而秩序之美则被用来为专制主义开脱。
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在一个由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实行自我管理的社区里，自由才能存在和拥有意义。但是，尽管不可或缺，组织也可能是致命的。过度的组织会将男人和女人变成自动机器，扼杀创新精神和毁灭自由存在的可能。和以往一样，唯一的安全途径是在自由放任和完全控制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
过去一个世纪来，技术的持续进步一直伴随着组织程度的相应提高。精密的机械必须有复杂的社会结构相匹配，按照设计，它们将像新的生产手段那样顺利高效地运作。为了适应这些组织，个体就必须消除自己的个体特征，必须否定自己天生的多样性，并顺从于一个标准化的模式，努力成为一台自动机器。
过度组织化的非人性化的作用强化了人口过多的戕害人性的作用。随着工业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口被吸引到大城市，但大城市的生活并不利于精神健康（据说精神分裂症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就是人口密集的工业贫民窟），也无助于培育在自治小群体中负责任的自由，而它是真正的民主体制的前提条件。城市生活是匿名性的，也是抽象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完整的人格，而是经济功能的体现，当他们不工作时，就只是不负责任的贪图享乐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个体会感觉到孤单和无足轻重。他们的存在失去了任何意义。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人有一定的群居性，但不是彻底的社会性动物——他更像是一头狼或一头大象，而不是一只蜜蜂或一只蚂蚁。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根本不像蚂蚁穴或白蚁窝，他们只是组成了族群而已。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文明是从原始的族群转变到社会性昆虫式的有机体的过程。当前人口过多的压力和技术变革正在加速这一进程。白蚁窝似乎可以实现了，甚至在某些人的眼里，它就是美好的理想。无消说，这个理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在社会性的昆虫与群居性并不是特别强的头脑发达的哺乳动物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即使那头哺乳动物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模仿那只昆虫，鸿沟依然存在。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进行尝试，人类都无法构建出社会性的有机体，他们只能创造出一个组织。在尝试构建有机体的过程中，他们只是创造出了极权主义体制。
《美丽新世界》描绘了一个奇妙而又有点低俗下流的社会图景，在那里，将人类塑造得如同白蚁一般的尝试几乎达到了极致。显然，我们正被推往《美丽新世界》的方向。但同样明显的事实还有，如果我们真心渴望的话，我们能够拒绝与正在推动我们的盲目的力量合作。但是，抵制的愿望目前似乎并不是非常强烈或广泛。正如威廉·怀特[4]先生在他那本杰出的作品《组织人》里所指出的，一种新的社会伦理正在取代我们以人为本的传统伦理。社会伦理的关键词是“调整”、“适应”、“以社会为依归的行为”、“归属感”、“社交技能的掌握”、“团队合作”、“集体生活”、“集体忠诚”、“集体驱动力”、“集体思考”、“集体创造力”等。它的基本设想是作为整体的社会要比个人拥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与生俱来的生物意义的差异应该让位于文化意义的一致性，集体的权利优先于十八世纪所倡导的人权。根据社会伦理的看法，耶稣认为安息日是为人类创造的，这个想法是彻底错误的。恰恰相反，人类是为了安息日而创造的，他必须牺牲自己与生俱来的个人特征，伪装成集体活动的组织者心目中标准化的合乎理想的会交际的人。合乎理想的人会展现出“合群活跃”（多么美妙的字眼！）和对集体拥有高度忠诚，总是乐意服从命令，有归属感。合乎理想的人必须有合乎理想的妻子，非常合群，有极强的适应力，不仅接受她的丈夫首先要忠于企业这个事实，而且自己也非常忠诚。就像弥尔顿对亚当与夏娃的评论：“他只为了上帝而生存，而为了上帝，她在他的身体中。”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合乎理想的组织人的妻子要比我们的第一位母亲糟糕得多。她与亚当得到主的允许可以放纵不羁地沉溺于“年轻的嬉戏”。
我不愿意，
让亚当离开他那肌肤胜雪的伴侣，让夏娃背离仪式，
让美妙的夫妻恩爱，遭到拒绝。
今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位作家所写的，努力达到社会伦理所倡导的理想模范妻子“绝对不会要求占有她的丈夫太多的时间和关注。因为他需要一心一意专注于工作，甚至他的性生活也必须降低到次要的地位”。僧侣们发誓要清贫、温顺和守贞。属于组织的人可以发财致富，但必须承诺服从（“他毫无怨言地接受权威，崇拜他的领袖”——墨索里尼永远是正确的），而且他必须做好准备，为了雇用他的组织更伟大的荣耀，甚至舍弃夫妻恩爱。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九八四》里，党员们被迫顺从地接受比清教徒主义更严苛的性伦理。而另一方面，在《美丽新世界》里，所有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沉溺于性爱的冲动。奥威尔的寓言所描写的社会是一个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而它的统治者们行使权力的目的首先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其次是让他们的臣民长期处于战争所要求的紧张状态。通过禁止性爱，领导者们得以让他们的追随者保持合乎要求的紧张情绪，与此同时，能够以最令人陶醉的方式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美丽新世界》所描述的社会是一个世界统一的国家，战争已经被消除，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让被统治者不制造麻烦。这一点他们通过合法化一定程度的性自由（通过废除家庭）以及其他手段，基本上保证生活在美丽新世界里的人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毁灭性（或创造性）的情感压力。在《一九八四》里，权力欲通过施加痛苦而得到满足，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则是通过给予快乐，但同样是对人的侮辱。
显然，当前的社会伦理只不过是在为过度组织化的不良后果进行开脱。它代表了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中寻求价值，将坏事变成好事的可悲的尝试。它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因此极度危险的道德体系。社会整体的价值被认为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个体的价值更大，但它并不是一个像蚂蚁穴或白蚁窝那样的有机体。它只是一个组织，一台社会机器。它的价值只在于与生命和意识的关系。一个组织既没有意识也没有生命。它只有工具性和派生的价值。它本身并不美好，它的价值完全在于它如何能够让构成集体总和的个体获益。让组织优先于个人就是让目标服从于手段，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在他们残暴的统治下，通过暴力和宣传、系统性的恐怖和系统性的思想控制的综合运用，使个人的目的服从于组织这个手段。在独裁制度更有效率的明天，或许暴力行为不会像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统治下那么多。未来的独裁者的臣民将会没有痛苦地被一帮经过高度培训的社会工程师实施组织管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工程的挑战，”一位这门新科学的热情的支持者写道，“就像五十年前技术工程遇到的挑战一样。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技术工程师的时代，后半叶或许将会是社会工程师的时代。”——而我猜想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世界主宰、科学等级体制和美丽新世界的时代。至于“监督者由谁监督”[5]这个问题——又会是谁来规划工程师他们呢？——答案就是直白的否定，他们不需要任何监督。某些社会学博士似乎相信他们绝不会受到权力的侵蚀。就像加拉哈特骑士[6]，他们有以一当十的能力，因为他们的心灵是纯洁的——而他们有纯洁的心灵是因为他们是科学家，经过了六千个小时的社会学研究。
呜呼，高等教育并不一定能保证更高尚的品格或更高明的政治智慧。除了伦理和心理层面的担忧之外，还有纯粹科学性的担忧。我们能够接受社会工程师们为他们操纵人类的做法所提供的依据和辩护的理论吗？譬如说，埃尔顿·梅奥[7]教授向我们强调说：“人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工作，即使那不是最强烈的人性的特征。”我会说这显然不是真相。有些人像梅奥那样喜欢和人交往，但有些人并非如此。这是性格和遗传的问题。任何基于“人类”（无论他们是谁）总是渴望与同伴交往的设想的社会组织，对于许多男男女女来说，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要么会被截肢，要么会被拉长，才能适应这张床。
还有，许多当代的社会关系理论家对中世纪诗情画意的描写是多么浪漫而误导！“中世纪的人作为行业工会、庄园或村庄一员，受到它们的保护，得到一生的安宁。”我们会问，保护他们不受什么的伤害呢？肯定不是免受上层阶级无情的欺压。而伴随着“安宁”，贯穿中世纪的始终，是长年的沮丧、郁郁寡欢和僵化的等级森严的不允许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体制，人们都被绑在土地上，几乎没有横向流动的空间，对这个体制怀着强烈的憎恨。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化的非人性化的力量，以及尝试引导这些力量的社会工程师们正将我们往新的中世纪制度的方向推去。中世纪的复兴会比《美丽新世界》中构想的制度设施，如婴儿培育、睡眠教育和药物刺激的欢愉更加容易接受，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仍然是一种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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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
[2]埃里希·塞利格曼·弗罗姆（Erich Seligmann Fromm，1900—1980），德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
[3]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女作家、诗人。
[4]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1917—1999），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组织分析专家，代表作有《组织人》、《小型城市的社会生活》等。
[5]原文是拉丁文： quis custodiet custodes？
[6]加拉哈特骑士（Sir Galahad），是英国传说中亚瑟王麾下的骑士之一。
[7]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组织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