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自白。
我只是试着描写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
即使他们躲过了炮弹。
***
我们待在后方，距离前线九公里。昨天我们刚被换了防，眼下胃里塞满了菜豆和牛肉。饱足，满意。甚至每人还分了一大盒富余，留着晚上吃。此外还发了双份香肠、双份面包——吃得过饱。这种事已很久没有发生：长着番茄脑袋的炊事班长亲自为我们派饭，每个经过他的人都分摊了扎实的一大勺。他拼命分派，不知怎样才能清空他的野战炖锅。加登和米勒搞到几个脸盆，个个装得满到盆边。加登这么干是出于贪食，米勒则积谷防饥。至于加登的饭都吃去了哪里，则完全是个谜，他始终是个瘦麻秆。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人十根雪茄，二十根烟卷，两块嚼烟。这相当可观。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烟卷。这样一来，四十根烟足够我抽一天。
我们本来不该得到这份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并不大方。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去前线换防。那一带相当太平，为此军需官为全连共计一百五十人的返营预备了全额定量的粮食。可谁知最后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朝我们意外猛轰，我们伤亡惨重，回来的，只剩下八十人。
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后，立即四仰八叉，睡了个像样的觉。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会儿觉，战争也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根本没法安生，整整熬了十四天。时间可不算短。
中午时分，我们中才有人从营房爬出来。半小时后，每人都端着饭盆，聚集在肥腻而营养丰盛的炖牛肉汤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饿得最惨的：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为此还当上了下士；——米勒·V，始终随身带着课本，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蓄着络腮胡子，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他深信，妓女们有义务按军队的指令，穿上丝绸衬衣，甚至在接待上尉军衔以上的客人前，还要泡个热水澡；——第四个是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从一个班级出来，走上了战场。
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年龄和我们相仿，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着吃饭时，他看着细长，可吃完饭站起来，却肥得像个怀孕的臭虫。——同龄人海尔·维斯胡斯是挖煤的。他的大手随便就能攥住配给的面包，随后让我们猜他手里拿着什么。——德特林是个农民，心里只惦记着他老婆和他的农庄。——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儿人的头领：顽强，机警，足智多谋。他四十岁，长得灰头土脸，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绝佳的鼻子能嗅出空气中的硝烟、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活计。
战地厨房前，我们站在队伍最前列，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厨房里的那个家伙一直傻站着。
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赶紧抄起你的汤勺吧，海因里希！菜豆都煮熟了，大伙儿看得见。”
海因里希摇着昏昏欲睡的脑袋：“那得等你们都到齐。”
加登龇牙咧嘴：“我们都到齐了。”
下士炊事员还蒙在鼓里：“你们是到齐了！可其他人呢？”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炊事员犹豫起来。
“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捅他的腰：“那你就干脆让我们吃个够。来吧，开饭！”
加登这时灵光一闪，老鼠般的尖脸现出兴奋的神色，眼睛诡异地眯起，下巴抖豁着，凑上前：“伙计，这么说，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份儿，对吗？”下士炊事员六神无主地点点头。加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脑袋又点起了头。
加登的下颌抖着：“烟也是？”
“没错，都是。都准备了一百五十份儿。”
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番茄脑袋这时回过神：“那可没门儿。”
大家活跃起来，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行，你这个红菜头？”卡钦斯基问。
“一百五十人的份儿，八十人怎么消化。”
“我们这就让你开开眼！”米勒叫着。
“饭菜我无所谓。但我只派八十份儿。”番茄脑袋执拗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不是给八十人，而是给整个二连备的伙食。很简单，你只管发放！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他。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久等来的饭菜都是凉的。因为哪怕炮火不猛，他也不敢把锅端到近前，害得我们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的人跑更远的路。一连的布尔克就比他强多了。此人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但紧要关头，他会一直把锅端到最前沿。
我们火气正大，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闹出事端。他问明了争吵的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说着，他瞥了眼锅：“菜豆看着不错。”
番茄脑袋点头：“是用油和肉炖的。”
中尉看着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他一贯十分了解，因为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升了官儿，但刚到连队时，他还不过是个下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给我送来一满盘。饭菜全部分掉。我们可能用得着。”
番茄脑袋傻了眼。加登开始围着他张牙舞爪。
“这对你毫无损失！他这么做，倒像军需处归他。开始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千万别分错了——”
“见鬼去吧你！”番茄脑袋吼道。他气炸了。这件事，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对于整个事态，他也失去了掌控。为了表示他的满不在乎，他主动分给每人半磅人造蜂蜜。
***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甚至邮差也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大家漫步到营房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还夹了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
草地右方，溜边儿盖了座带顶又牢固的巨大公厕。但进去的无非是些不懂随方就圆的新兵。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用四处散落的小箱子就足以解决问题。这些用木板钉制、四面封闭的小箱子是方的：一个干净、舒服而完美的坐便。箱子的一侧还装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
我仍记得当初那种难堪。那时我们还是新兵，不得不造访那座没门的大公厕。二十人并排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一览无余——新兵就得被人时刻监视。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比这种微不足道的难堪更多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已对更多糗事习以为常。
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要不是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又让我们感到新奇——而那些老手儿，早已对其视而不见。
对士兵来说，他和他的胃、他的肠比旁人与之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四分之三的语言来自这一区域。无论表达巨大的喜悦，还是表达深切的愤怒，他们总能在此找到他粗俗浓重的底色。以其他方式，断不能如此贴切，如此精准。假如回到家里，老师和家人听到这种话肯定感到震惊，但在此处，这不过是士兵们的普遍用语。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自从被强制公开后，就重新获得了纯洁的特质。再说，它们本来就明摆着。在我看来，能顺畅地解决，不亚于拿到一手必赢的同花顺。将五花八门的废话冠以“粪坑谣言”，的确不无道理。在部队里，这个地方确实是流言制造地和公共休息室。
此刻，我们舒坦得胜过蹲在铺着白砖的豪华厕所。那种地方只能说干净，而这里，堪称美好。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我们听见前线低沉的轰隆声被近处黄蜂嗡嗡飞过的声音盖过，宛如一阵远方的闷雷。
而我们四周是一片繁茂的草地。青草的嫩枝摇曳着。白蝶翩跹飞舞，在晚夏和煦的风中东游西荡。我们一边读信和报纸，一边抽烟。脱下的军帽，放在身边。风戏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戏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箱子放在明艳火红的虞美人中。
我们将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打完一轮“零反转”，再来一局“拿破仑”。这样坐着，真可以坐到地老天荒。
营房的方向传来手风琴声。我们不时放下手中的牌，注视彼此。一个会说：“孩子们哪，孩子们——”或说：“那回我们差点死了——”随后我们陷入沉默。无须多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胸中同样强烈的压抑之情。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你们谁见着克默里西了？”克罗普问。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认为他大腿上中的弹，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康托列克要我替他向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扔了烟头，说道：“我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
康托列克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小个子。他长得尖嘴猴腮，身材很像人称“克罗斯特堡之魔”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说来奇怪，这世上的不幸，总由小个子制造。比起那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更果决，更好斗。我一向提防落到那些由小个子做连长的连队。那些人往往是该死的暴君。
康托列克曾一次次在体操课上发表冗长的演说，直至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记忆犹新，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如何瞪视我们，他如何用令人动容的声音问我们：“你们都会去参军吗，同学们？”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装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随时取用，按时兜售。但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
尽管我们中一个和蔼的胖子，约瑟夫·贝姆，对参军犹豫不决。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或许有更多人跟他想法一致，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脱口说出“懦夫”这样的词。大家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最明智的，反倒是些贫穷朴素的人，正当那些日子过得更好、本该更早清楚战争后果的人为战争欢呼时，他们视战争为不幸。
卡钦斯基声称，这都是因为教育让人变蠢。他说这话，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说来令人吃惊，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员。一次冲锋中，他双眼中弹。我们认定他死了，把他留在了战场。说实在的，就算我们想带他回来，也根本无法办到，当时我们也是落荒而逃。下午时分，我们突然听见了他的呼喊，看见他在外围四处摸爬。原来他之前只是昏迷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又疼得要命，无法找到掩体，还没等我们去救他，他就被打死了。
人们自然不会因此怪罪康托列克——假如这也叫罪过，那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坚信，他们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着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他们还在写作和演讲时，我们已经见识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还认为效忠国家是最伟大的事业时，我们已经知道，对死亡的恐惧更为强烈。尽管如此，我们绝不会叛变，成为逃兵，成为懦夫——这些词他们信手拈来——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国家。每次进攻时，我们都英勇地往前冲——但我们现在明辨是非。我们学会了观察。我们突然孤单得可怕——我们还将孤单下去。
***
我们出发去看克默里西前，收拾了他在回家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熙熙攘攘的野战医院里弥漫着石炭酸、脓味儿和汗味儿。尽管有些气味我们已在兵营中熟悉，但在这里，还是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打听到了克默里西的位置。他躺在大病房里。看见我们后，他神情虚弱地跟我们打招呼：有高兴，也有无助的激动。他昏迷的时候，有人偷走了他的表。
米勒摇着头：“我跟你说过，这么好的表，就不该带来。”
米勒有些笨拙，有些固执，要不然他就不该吭声。谁都看得出，克默里西走不出这间大病房了。他是否能找回他的表，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即使能找到，也顶多寄回他家里。
“你感觉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西耷拉着头：“还行——只是，我的脚实在太疼了。”
我们望向他的被子。他的腿上放了个铁丝篓，被子被撑成拱形。我踢了下米勒的脚踝，否则他差点把卫生员在外面讲给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西：他已经没有脚了。他的腿被截去了。
他看上去真糟。蜡黄，苍白。脸上已经有了几条我们熟悉的陌异线条。这种线条我们已见过百次。确切地说，那不是线条，而是征兆。皮肤下的生命已不再律动。它已出走，到了身体的边缘，而死神正在体内持续地工作，甚至控制了他的双眼。这里躺着不久前还和我们一起烤马肉、蹲在弹坑里的伙伴克默里西——仍是他，却不再是他了。他的样子变得混淆、模糊，就像一张冲洗了两遍的底片，甚至他的声音也喑哑如灰了。
我想起当年出发时的情形。他母亲是个善良的胖女人，陪他到了火车站。她不停地哭，脸哭得又肿又胀。克默里西有些难为情，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不冷静，简直哭成了一团泥、一摊水。之后她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恳求我到了外面多照看弗兰茨。他确实有一张孩子气的脸，骨骼柔软，只背了四周军囊就成了扁平足。但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照看另一个人！
“你这就能回家了。”克罗普说，“要是等到休假，你起码还得熬上三四个月。”
克默里西点点头。我不忍看他蜡一般的手，指甲里还残留着战壕中的泥巴，蓝里透黑，就像中了毒。我忽然想象着，这些指甲将继续生长，长得很长，当克默里西早已停止呼吸，它们仍像幽灵般在地下生长。我看到一幅画面：它们卷曲得像开软木塞的螺丝锥，不停地长啊长——还有他的头发，从崩裂的脑壳中长出来，像青草破土而出——正如青草。但这怎么可能？
米勒弯下腰：“我们把你的东西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西指了指：“放在床底下吧。”
米勒照办。克默里西又提起了那块表。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才能不叫他起疑心！
米勒直起腰，拎出一双军靴。一双漂亮的英国军靴。柔软的黄色皮革，靴帮高到膝盖，鞋带自下而上系着。一件叫人稀罕的东西。米勒一眼就看上了。他拿起靴底比了比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靴，问道：“你要带着这双靴子吗，弗兰茨？”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即使他恢复健康，也只能穿一只靴子。这双鞋对他没什么用了。可照眼下的情形，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实在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肯定马上把它拿走。
米勒又问：“你不想把它留在这儿吧？”
克默里西表示不想。这是他最好的东西。
“我们可以交换。”米勒建议道，“前线用得着它。”
可克默里西仍不动摇。
我踩了米勒一脚，他这才迟疑着又把这双漂亮的靴子放回床底。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之后告辞：“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早再来看他。米勒也这样说。他还惦记着那双系带皮靴，要过来亲自守着。
克默里西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在外面拦住一名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西打一针。
他拒绝了：“要是人人都能打上吗啡，那我们还不得有几大桶——”
“你们就知道伺候那些军官。”克罗普愤恨地说。
我赶紧解围，递给卫生员一根烟。他接过去。随后我问他：“你到底能不能给他打一针？”
他像受了侮辱似的：“你们怎么还问，难道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又把几根烟塞到他手里：“帮我们个忙吧——”
“那么，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他不相信这个人，要亲眼看着他给克默里西打上吗啡。我们在外面等。
米勒又提起那双靴子：“它可是太适合我了。我这双蠢鞋磨脚，磨得我脚上一个水疱连着一个水疱。你觉得，他能挺到明早值班的来吗？要是他半夜挂了，我们不是眼看着那双靴子——”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米勒肯定地说。
我们朝营房走去。一想到明天要给克默里西的母亲写信，我就感到浑身冰冷。我想喝酒。米勒拔起几根草，塞进嘴里嚼着。小个子克罗普突然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狠狠地踩了一脚，神色慌张地四下望了望，结巴着说：“臭狗屎，他妈的臭狗屎！”
我们继续走着，走了很久。克罗普渐渐平静下来。我们知道，他刚才崩溃了。谁都有过这种时候。米勒问他：“康托列克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什么了？”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人都愤怒地笑了。克罗普一路骂骂咧咧。他很高兴，他还能开口说话——
是啊，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这么认为！钢铁青年。青年！我们还不满二十岁。但年轻？青年？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