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援部队到了，填补了空缺。兵营里的草褥很快被占用。他们中一部分是老兵，也有二十五个从野战训练营来的年轻人，大约比我们小一岁。克罗普推了推我说：“你看见那群孩子了吗？”
我点点头。我们挺直腰板站在院子里刮胡子，手插在裤兜里打量新兵，活像个年逾古稀的老战士。
卡钦斯基加入了我们。我们闲逛着经过马厩，走向那群正在领防毒面具和咖啡的增兵。卡特[1]问一个年龄最小的：“你们应该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
他扮了个鬼脸：“早上甘蓝面包。中午甘蓝炖菜。晚上甘蓝炖肉加甘蓝沙拉。”
卡钦斯基吹了声漂亮的口哨：“甘蓝面包？你们还真幸运！他们也用锯末做面包。你觉得白豆子味道如何？要不要来一勺？”
小伙子红了脸：“你可别捉弄我。”
卡钦斯基只说了句：“拿着你的饭盒。”
我们好奇地跟着他。他带我们走到他的草褥边，那儿有个桶。桶里确实装着半桶白豆炖牛肉。卡钦斯基像个将军一样站在桶前：“眼要疾，手要快！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很惊讶。我问：“好家伙！卡特，你到底是怎么弄来的？”
“我拿的时候番茄脑袋乐坏了。我给了他三块丝绸降落伞布。怎么样？白豆凉了的味道还不错。”
他像个施主般给年轻人盛了一份儿，说道：“下次你带着饭盒过来时，左手还会拿着雪茄或嚼烟。明白吗？”
说着他转向我们：“当然，你们也有份儿。”
***
卡钦斯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有第六感。这种人虽说到处都有，但开始时总是没人能察觉。尽管每个连里都有那么一两个，但卡钦斯基是我见过的最精明的。他的职业，我想，是鞋匠。这不重要。手艺活儿他样样在行。和他做朋友真不赖。我们，克罗普和我，算是他的朋友。海尔·维斯胡斯算他半个朋友。他更像卡特的执行官。一旦出了什么需要动拳头的事，他就会在卡特的指挥下行动。这方面他很厉害。
比如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荒无人烟的小镇。一眼望去就知道，除了墙，这里的一切都被洗劫一空。我们宿营在一家又小又黑的工厂，为了驻兵刚刚布置完毕，里面安放的床不过是床架，几根木条，绷着一张铁丝网。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什么东西可以铺床，仅有的一条毯子还要盖在身上。帐篷布实在太薄。
卡特环视了一下，对海尔·维斯胡斯说：“跟我来。”说着，他们就出发，走入陌生的村落。半小时后，他们抱着一大垛稻草回来了。卡特发现了一个马厩，找到了稻草。要不是我们饿得难挨，倒是可以暖和地睡上一觉。
克罗普问一个在这附近住了很久的炮兵：“这附近有食堂吗？”
对方笑了：“哪有什么食堂！这儿什么都没有，连面包皮都找不到。”
“难道这儿一个居民也没有？”
他吐了口唾沫：“有。还有几个。他们也是每天眼巴巴地围着锅台转，想找点吃的。”
这可真糟。我们必须勒紧裤带，等明天的补给送到。
可我看见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卡特，你去哪里？”
“我出去转转。”说着，他走出门去。
炮兵讥讽地笑了：“去转转吧！可别扭了腰！”
我们失望地躺下，斟酌着是否要啃点儿应急食品，但这对我们来说十分冒险，于是我们闭上眼睛，试着睡觉。
克罗普掰断了一根烟，递给我一半。加登讲起了他的家乡菜，大菜豆炖肥肉。他骂骂咧咧，抱怨着不放香薄荷的烹饪方法，说不管怎样，看在上帝的份上，都该把东西放在锅里一起炖，而不是把土豆、菜豆和肥肉分开炖。有人开始嘟囔，要是加登再不闭嘴，就把他处理成香薄荷。说着，厂房里马上鸦雀无声，唯有几根蜡烛的火光，跳跃在瓶口。炮兵时不时吐着唾沫。
半睡半醒间门开了，卡特走进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他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里拎着一沙袋血淋淋的马肉。
烟斗从炮兵嘴里掉下来。他摸了摸面包：“真的！真是面包，还是热的。”
卡特什么也没说。他弄到了面包，其他无所谓。我敢肯定，哪怕把他派到沙漠，他也能在一个小时内，张罗出一顿有枣子、烤肉和红酒的晚餐。
他简短地对海尔说：“去砍点儿柴。”
说着，他从外套里摸出一只平底锅，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盐，甚至一块猪油——一切他都想到了。海尔在地上生起了火。在空旷的厂房里，火噼啪作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卡特知道如何把马肉煎嫩。马肉要是直接放进平底锅就会变老。煎之前，必须用点儿水煮一下。我们拿着刀子，蹲成一圈儿，吃得很饱。
这就是卡特。假如在某个地方，一年当中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能找到吃的，那么鬼使神差，他也会戴上帽子，走出门去，就像带着指南针般径直走向食物。
他什么都能找到。天冷的时候，他能弄到炉子和木柴、干草和麦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但首先，他能弄到吃的。这简直是个谜。大家甚至相信他能从空气中变出这些东西。他最辉煌的战绩是四盒龙虾罐头。当然，要是配上炼好的猪油就更好了。
***
我们在营房有阳光的一侧休息。空气中弥漫着沥青、夏天和汗脚的气味。
卡特坐在我身边。他喜欢聊天。今天中午，因为加登对一位少校敬礼时的怠慢，我们练了一小时的军礼。卡特对此难以释怀。他说：“听着，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
克罗普迈着僵直的步子走来。他光着脚，卷着裤腿，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晒干。卡特望着天，结实地放了个响屁，若有所思地说：“每颗豆子，都有个调子。”
两人开始争辩。同时，又为一场我们头顶的空战胜负赌一瓶啤酒。
卡特不肯让步。作为前线的老兵油子，他又来了段顺口溜：“公正地发饷，公平地分粮，谁还会想着打仗。”
相反，克罗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宣战日应该成为民间节日。收门票，带音乐，就像观看斗牛。之后，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应该在斗兽场上穿着泳裤，手持棍棒，相互搏斗。谁活下来，谁的国家就算赢。这比让一群不该参战的人，在这儿殴斗更简单、更痛快。
这个建议不错。随后的话题转到兵营操练上。
我脑中这时闪过一幅画面。一个炎热的中午，练兵场上。空中高悬着火辣辣的太阳。营房死寂一片。一切都像睡着了，唯有敲鼓的声音传入耳中。鼓手们被安排在某处练习，敲的声音笨拙、单调、麻木。好一个三和弦：酷热的正午，寂静的营房，练习的鼓手！
营房的窗子又空又黑。有几个窗口挂着晾干的帆布裤子。大伙儿渴望地望过去。屋子里必定很阴凉。
是啊！那阴暗发霉的营房，铁床架和方格床单，储物柜和矮凳！就连这些也成了我们渴望的目标。在前线，营房的一切甚至散发出故乡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泽。每个房间都充满腐烂的食物，睡觉、抽烟和衣服的气味！
卡钦斯基充满感情、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营房的一切。要是能回到营房，做什么我们都愿意！再多的东西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清晨的训导课——“98式步枪怎么分解？”下午的体能训练——“钢琴手出列。向右转。到厨房报到，削土豆皮。”
我们沉醉在回忆中。克罗普突然笑着说：“在勒内换车。”
“在勒内换车”是下士最喜欢的游戏。勒内是个中转站。为了我们中休假的人不至于在勒内迷路，西摩尔史托斯让我们在营房中练习换车。我们得学会在勒内穿过一条地道，找到下一趟联运列车。床就是地道。我们立正站在左侧床边。一道命令“在勒内换车”下达后，我们闪电般爬进床底，又从床的另一侧爬出。这一练就是几小时。
就在这时，德国飞机被击落了。像颗陨落的彗星，一溜烟俯冲下来。克罗普为此输了啤酒，闷闷不乐地数着钱。
“西摩尔史托斯当邮差时肯定是个谦和的人。”克罗普不那么沮丧后，我说，“谁承想，当上下士后，他怎么成了虐待狂？”
这个问题激起了克罗普的兴致：“不光是西摩尔史托斯，很多人都这样。一戴上绶带或军刀，立即变成另一个人，就像吃了水泥。”
“是制服的原因。”我猜测道。
“差不多。”卡特说着，准备发表演说，“但根本原因不在于此。你看，你要是训练一条狗吃土豆，之后再丢给它一块肉，它还是会不顾训练，逮住肉吃掉，因为这是它的天性。要是你给一个人点儿权力，他也一样，会抓住这点儿权力。特别自然，因为人本来首先是个畜生。随后，或许像片抹了猪油的面包，打扮得体体面面。军队是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发号施令的基础上。糟糕的是每个人的权力都太大。士官可以折磨士兵，中尉可以折磨士官，上尉可以折磨中尉，一直到把人折磨疯为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干，也养成了这么干的习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从练兵场回来，累得要命。这时来了道命令：唱歌！好吧，唱得肯定有气无力。但大家还算高兴，毕竟可以拖着步枪往前走。谁知这时又让人向后转，惩罚大家再操练一小时。操练结束列队回来时，又来了一道命令：唱歌！现在大伙儿都卖力起来。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连长要贯彻他的意志，就因为他有权力。没人会指责他，相反，他干这些事，会被看作是个严格的人。这不过是件小事。他们还在很多别的地方折磨人。现在，我问你们：要是不当兵，随便他做什么，会有哪种职业能允许他干出这种事而不被人打断鼻子？他只能在军队这么干！而且这些都铸到他脑子里了！越是平时籍籍无名的人，到了这儿，脑子里这些想法越多。”
“不是都说要守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借口，”卡特抱怨道，“他们总有借口。纪律是要有，但纪律不是故意刁难。再说，你要让一个铁匠，或一个雇农、一个工人清楚，这里大多数是这种人，要让士兵们知道，什么是纪律。他们只知道受了折磨，上了前线，而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我跟你们说，前线这些普通的士兵能坚持下去，只是忍受！是忍受！”
所有人都赞同，因为人人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而一旦回到几公里后的后方，他又会重新开始让我们练习那些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列队前进。这是一条铁律：当兵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闲着。
这时，加登来了，脸色泛红。他眉飞色舞，激动得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他一字一顿地对我们说：“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在路上。他来前线了。”
***
加登对西摩尔史托斯怀恨在心，因为西摩尔史托斯曾在营房里以他特有的方式教训过他。加登有遗尿症，夜里总把尿撒在床上，但西摩尔史托斯却武断地宣称他太懒。他发明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手段整治加登。费了不少劲儿，西摩尔史托斯从隔壁营房找来一个也有遗尿症的人，名叫金德瓦特，让他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的床是常见的双层床，上下两层，床面是铁丝网。西摩尔史托斯安排他们一上一下。睡在下面的人自然遭了殃。第二天晚上，两人又要上下调换位置，下铺的去上面，以便报复另一个。这就是西摩尔史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种做法确实卑鄙，尽管主意尚可，却根本没用，因为先决条件不对：两个人都不是因为懒才尿床的。任何一个看见他们苍白皮肤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最后以两人中总有一人睡在地上告终。为此，睡在地上的人经常感冒。
海尔过来，坐在我们身边。他向我使了个眼色后，开始摩拳擦掌。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从军生活中最美的一天。那天晚上是我们去前线前的最后一晚。我们被分在一个编号很大的团里，而事先，我们得去守备部队领军装，不在新兵驻地，而是去另外一个兵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找西摩尔史托斯算账。几周前我们就发誓要这么干。克罗普甚至想得更远：等战争结束后，他要去邮局工作，等西摩尔史托斯再回去当邮差时，成为他的上司。一想到日后能教训他，他就陶醉不已。正因为想着这些，我们才从未屈服。我们始终盘算着，战争结束前迟早要收拾他一顿。
这会儿，我们打算痛揍他。只要认不出我们，他能拿我们怎么办？何况明日一早，我们就要动身出发。
我们知道那间他每晚必去的酒馆儿。从酒馆儿回营房，他总要经过一条又黑又背的小路。于是，我们埋伏在那条路上的一块石头后。我带了条床单。大家紧张地等待着，不知他是否一个人回来。终于，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一听就是他。每天早上房门打开，他大吼一声“起床”之前，我们都能听见这种声音。
“他一个人？”克罗普低声说。
“一个人！”——我和加登蹑手蹑脚地从石头后溜出来。西摩尔史托斯的皮带扣闪着光。他似乎喝醉了，哼着歌，一路走来，毫不设防。
我们握着床单，纵身一跳，从后面一下蒙住了他的头，拉下床单，像个白布袋，将他整个人套在袋里。他举不起胳膊。歌声停止了。
这时，海尔·维斯胡斯也上场了。他一把把我们推到两边，好让他先动手。他兴冲冲地摆好架势，举起一只胳膊，活像举起一根信号杆；一只大手如同煤铲，冲着白布袋，“砰”的一声，一记猛拳。这一拳仿佛能打死一头公牛。
西摩尔史托斯一下栽倒在地，滚出五米远，开始大声叫骂。我们早料到他会喊，事先预备了枕头。海尔蹲下身，将枕头放在膝上，摸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脑袋后，猛把他的头往枕头下压。他的叫声马上被闷住了。海尔不时让他透口气，于是他喉咙里又发出一阵响亮的叫喊，接着，叫声又变得微弱。
现在，加登解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吊裤带，扒下了他的裤子。他带了根皮鞭，用牙咬着。之后他站起身，动手挥起了鞭子。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画面：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俯着身，龇着牙，活像个狞笑的恶魔，将他的头闷在膝盖上。而每一鞭子下去，西摩尔史托斯那双交叠的腿，都在他的条纹内裤中不由自主地颤抖。挥鞭的加登像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我们要是不拉开他，根本轮不到我们动手。
终于，海尔把西摩尔史托斯拽起来，作为结束，单独教训了他。他伸出右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就像要伸手去摘下星星。西摩尔史托斯栽倒在地。海尔又把他拽起来，摆好了姿势，对准他的脸，用左手狠狠地又掴了一掌。西摩尔史托斯大叫一声，四肢着地，连滚带爬地跑了。邮差带条纹的屁股，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迅速消失了。
海尔四下张望着，愤怒又满意，带着几分神秘地说道：“复仇就是血肠。[2]”
西摩尔史托斯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的话——“人们应当互相教育”，在他身上结了果。而我们，是他这一理论的好学生。
他始终无法得知，他到底应该感谢谁，但至少他赚了条床单。因为几小时后，我们回去找的时候，床单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让我们第二天早上轻松上了路。有个胡子拉碴的老家伙，还激动地称赞我们是英雄青年。
[1]卡钦斯基的昵称。（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源自莎士比亚悲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又译《圣诗复仇》）中的名句“复仇是甜的”（Rache ist süβ），或源自“嗜血”（Blutdurst，血肠为Blutwurst)的谐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