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这个故事的来源、主题、情节处理、艺术目的及其他一切促使一位作家拿起笔来创作的因素，我相信都与我当时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息息相关。
事实上，我写这本书完全是临时起意，创作过程却是一气呵成。等到时机成熟，这个故事得以出现在公众视野，却受到了部分人的谴责，谴责我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个故事。有些谴责义正词严，有些则透露着一丝伤感。这些谴责具体是怎么说的，我已经无法一字一句地复述，但仍清楚地记得争论的焦点，虽然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争论的本质，却让我大为吃惊。这听起来都是些陈年往事了，可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过去太久。需要指出的是，1907年那会儿，我还保留着自己最初的那份纯真。不过现在想来，即便当时的我还依然天真朴实，也应该能够预料到，故事所呈现出的肮脏背景和卑劣道德，势必会招来一些抨击。
这虽然是很严肃的抨击，但好在公众对此并不是全盘否定。平心而论，谴责声并不是主流，大部分声音还是诚恳的赞美之词。我相信，读者看到这篇作者序时，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就断定我是虚荣心受到了伤害，或者给我贴上忘恩负义的标签。我想，任何一个心胸宽厚的读者都会认为，我写这样一篇序言，定然是出于我天生的谦逊。当然，我之所以从对本故事的评论中挑选出那些谴责之声，并不完全是出于谦逊。是的，并不是出于谦逊。我无法肯定地说自己是个谦逊之人，但是所有读过我作品的读者都应该知道，我是正直体面、机智圆滑之人，断不会借别人对我的赞美之词来自我吹捧、洋洋自得。断然不会！我这么做另有原因，背后真正的动机是希望借此为我的行为正名，这是我骨子里的东西。
这不是自我辩解，而是正名。我并不是要固执地去声明自己的行为的正义，只是单纯地想要给大家一个解释：促使我创作这个故事的动机，并不涉及任何不堪的意图，也不包含任何意欲嘲讽人类自然情感的阴险目的。
我的这种性格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因为它会招致世人对我的厌烦。要知道，多数世人对行为背后的动机都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人类喜欢面带微笑、笑意盈盈，但却不是爱探索的动物。他们喜欢显而易见的事物，讨厌滔滔不绝的解释。尽管如此，我还是得继续我的解释。很显然，我真是没必要去写这样一本书。我没有义务去处理这样一个主题，这里的“主题”不仅是指小说主题，更是指更大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主题。这一点，我完全承认。但是创作这本书，我绝没有存心要通过展现人性丑陋来震惊世人，或者通过全新的故事背景来让读者大吃一惊的想法。我希望我在这里所做的声明能够让大家信服，不仅仅是因为我本身正直的性格，更多的是因为我对小说的处理，虽然整个故事的背景散发着肮脏和污秽，但是从我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愤慨、怜悯和蔑视，相信大家也能了解，我本人绝非肮脏、污秽之人。
我决定创作《间谍》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为期两年的《诺斯特罗莫》（Nostromo）和《大海如镜》（The Mirror of the Sea）的紧张写作。《诺斯特罗莫》是极具异域风情的拉美背景的一本书，我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我相信这本书会成为我所有作品中最宏伟的一部。《大海如镜》是一本自传体回忆录，描述的是我与大海的亲密之情，以及海洋对我个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创作这两本书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且强烈的想象和情感状态，对事情真相的感知虽然看似贴合事实，但是一旦创作工作结束，我仿佛就遭到了遗弃，迷失在一个低等价值的感觉世界里。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否真的想要作出改变，改变我的想象力，改变我的视野，改变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不管怎样，我的心境确实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并不记得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大海如镜》完成的时候，我内心很明白，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读者，我都做到了真诚对待、问心无愧。这本书完成后，我暂时休息了一段时间，称不上愉快，但也算平静。然后，就在那期间，在跟朋友的一次交谈中，他很随意地谈起了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谈到了无政府主义活动。我已记不得这个话题是怎么谈起的，但是就是朋友的那几个字，让我产生了创作“间谍”这个主题——我是说这个小说——的想法。那段时间，我的大脑处于静止的状态，根本没有要刻意去寻找什么丑陋的主题来创作。
然而，我记得当时曾对朋友说，这场犯罪无论从教义、行动还是心理上，都是毫无意义的。可耻的是，在这半疯狂的状态中，如同一个无耻的骗子利用人类辛酸的苦难和轻信的弱点，这样的暴行也总是极度渴望走向自我毁灭的。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无法原谅其披着哲学外衣的狡辩。我们之后还说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还有已经过去很久的格林尼治天文台爆炸事件，这次血腥事件简直愚昧的让人匪夷所思，任何理性和非理性的理由都无法解释其原因。须知道，即使是反常的非理性，都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这场事故中一个人毫无缘由地被炸得粉身碎骨，和无政府主义或者其他别的主义，根本搭不上半点边，而天文台的外墙上连个裂缝都没留下，这样的愤怒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我把我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那位朋友，他略微沉默一会儿，然后用他一贯无所不知的口吻随口告诉我：“哦，那家伙是个半傻。他姐姐后来也自杀了。”这是朋友当时的原话，这个意料之外的信息让我很是震惊，整个人都呆住了。朋友却已经转向其他话题了，后面我也忘记问他是如何得知这一信息的了。我相信，那个人这辈子最多也就看到过某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影，除此之外，他不会跟这帮生活在黑暗中的人有任何联系。不过，我的这位朋友却是个喜欢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的，这个信息多半也是他辗转听别人提起，对方有可能是个清洁工，也有可能是个退休的警察，也或许是从他俱乐部中某个不相熟的人那里听来的，甚至有可能是在某个公共或私人招待会上从某个国务大臣嘴里听到的。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件事给了我启发：仿佛一个人从森林里走到了一片平原上，草原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但却有足够的光线。确实没有什么可看的，坦率地说，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刻意要去捕捉任何东西。那只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鲜明印象。这个印象令人颇为满意，但却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据我所知，一直未能得到公众的关注。书里有一段一位警务处副局长的回忆录，这位副局长受任于伦敦暴乱频发的八十年代，其能力很出众，也有严肃的宗教信仰。这本书很有趣，语言上也是斟字酌句，虽然书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书中并没有太多启示性的东西，内容也只是流于表面，整本书都是如此。我当时莫名地被里面的一小段话所吸引，大概有七行字。作者（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安德森）在此呈现了这位副局长与一位内政大臣在下议院大厅的对话，当时刚刚爆发了一起无政府主义者暴行。当时的内政大臣好像是威廉·哈科特爵士。他当时非常恼火，副局长则在一旁不住地道歉。对话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威廉·哈科特爵士的那几句带着怒气的俏皮话：“这些都很不错。但是你的保密政策好像做得太过了，就连内政大臣也要瞒着啊！”威廉·哈科特爵士本就是脾气火爆之人，这句话显然已经很克制了。整件事似乎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使我突然灵感迸发，我当时就想，要是一位化学系的学生，肯定知道如何通过在含有透明液体的试管里添加一小滴什么催化剂，就能加速液体结晶的过程。
起初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心理变化，扰乱了我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想象。它就像一块形状奇特的水晶，轮廓尖锐清晰，让人无法参透其内在，却又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我地脑海里。在它面前，我便又陷入了沉思，甚至开始回想以往故事里的那些背景：阳光四溢却充满野蛮革命的南美洲，以及广阔无边的大海，海面仿佛一面镜子，映射着上天的愁容和笑颜，发射出世界之光。之后，我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个城镇的影像：一个人口稠密的庞然大镇，在这里，人力操控着一切，对于上天的忧伤或欢笑都漠不关心，所有的光明在这里都被吞噬。这里空间巨大，可以放置任何故事；这里深不见底，可以承载一切情感；这里错综复杂，可以设置任何背景；这里黑暗无边，足以将五百万人口都深埋其中。
这个城镇自然就成了我随后展开联想的故事背景，无数个场景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铺展开来。要找到那条正确的故事线路似乎得花费几年的时间！这对我来说似乎也像是过了漫长的几年！……慢慢地，弗洛克夫人的母性特征也逐渐明朗起来，整个背景让其沾染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同时又彰显着她独有的忧郁色调。最终，从她的童年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温妮·弗洛克这条故事线变得完整而清晰。虽然故事还只是初具模型，尚待裁剪，但已经可以执笔润色了。整个故事的构想不过也就花费了大约三天的时间。
这本书讲述的正是那个故事，情节经过了裁剪处理，整个故事的发展都围绕着格林尼治公园爆炸事件展开。创作过程遇到了重重困难，其中有一件最为艰难。这件事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不得不去做。围绕在弗洛克夫人身边的故事人物，还有与她那“任何事情都经不起推敲”的生活观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所有事情，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件事上。我个人从未质疑过弗洛克夫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由于她所置身的那个城镇太过于不真实，所以要让她从那里脱离出来，让她具有真实性。我指的不是她灵魂的真实性，而是她所处环境的真实性；不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性，而是她人性的真实性。我并不缺少对周围环境的了解，正相反，我早年曾在伦敦独自生活，常常一个人在夜间漫步街头，所以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与这些回忆保持适当的距离，防止它们一下子都涌上来，扰乱我创作时严肃的情感和思绪，占据过多的篇幅。从这方面来讲，我认为《间谍》这本书是相当真实的。从其艺术目的上来看，这本书被选择采用讽刺的手法，这也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因为我认为要处理这样的主题，只有讽刺的手法才能让我表达出所有的蔑视和怜悯。能够从头到尾地把讽刺手法运用到整个故事的创作，对我整个创作生涯来说也算是一项小小的成就。至于在以伦敦为背景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塑造方面，比如关键人物弗洛克夫人，我也获得了小小的满足。因为在小说人物的创造方面，很容易会招致公众的质疑。一位在间谍活动方面颇有经验的人物对此书评论说：“康拉德肯定与这个领域有着密切联系，不然就是具备敏锐的直觉。”因为在这本小说中，拿弗洛克先生来说（拿他来举例应该是比较公允的），他“不仅在细节上描写得很真实，而且在重要事件上处理得也很得当”。然后一位来自美国的访客告诉我，在纽约的那些革命难民一定也都会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对他们了解颇深。这对我来说可是相当高的赞誉，毕竟我与起初给了我这个创作灵感的那位交友广泛的朋友不同，我与他们这类人的接触可谓少之又少。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我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曾经一度也变成了一位极端的革命者。我不敢妄言自己的信仰比他们更坚定，但至少我那时的目标是专一的，比他们一生都致力于的事业都更加专一。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自我夸耀。我只不过是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我在创作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专注到忘我的程度。这句话当然也不是为了炫耀。我只能这么做。虚伪造作之事我是做不来的。
故事中的人物，有遵章守法的，也有无法无天的，他们的创作灵感有的来自这里，有的来自那里，来源并不统一，相信有些读者也看出来了。好在他们并不晦涩难懂。我在这里并非要论证故事中某些人物的合法化，也不是为故事中罪犯和警察之间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辩解，我只是想向大家指出，故事里的一切起码都是有据可证的。
距离这本书首次出版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我的想法一直未曾改变。我不后悔创作这个故事。近期发生了一些事，虽然跟这篇序言没有任何关系，但却促使我重新审视这本书，剥离掉故事的文学外衣，抛开多年前我煞费苦心倾注进去的讽刺手法，被迫去直视它的赤裸裸的本质。不得不承认，深藏其下的骨架奇丑无比。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声明，虽然温妮·弗洛克这个关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故事的结尾让人疯狂且绝望，但是这样的故事设置，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其目的并不是要无端羞辱人类的情感。
约瑟夫·康拉德一九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