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再一周周数着日子了。我来时还是冬天。炮弹爆炸时，冰冻的土块和弹片几乎同样危险，现在草木已新绿。我们的生活在前线和营房间交替着，我们几乎习惯了。战争不过是种死因，就像癌症和肺结核、流感和痢疾，只是死得更频繁，更多样，更残忍。
我们的思想是黏土，被日月的更迭揉捏。休息时，它还算好，上了战场，它就死了，里里外外遍布着满是弹坑的荒野。
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只我们——早年的东西已没有价值，我们也真的不再熟悉。修养和教育塑造的差异几乎消失，无从辨识。它有时对充分利用某种情境是优势——但它的劣势是，它总是唤醒我们必须克服的拘谨节制。就好比我们从前是各国的硬币，有人把它们熔化，压上同样的印模，要想区分，必须仔细检验其中的材质。我们是士兵，只有日后，才可能以特殊而羞耻的方式成为一个个人。
这是种伟大的兄弟情谊。它以奇特的方式，糅杂着民歌中的友谊、囚犯们的团结情感、死囚们绝望的相依相伴。它发着微光，照亮身处险境的生活，祛除死亡的剧烈与苍凉，以毫无感伤的方式仓促消耗着赢得的时间。评判它的价值？它是英勇的、平凡的——可谁要这种评判？
它包含在：假如收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加登会狼吞虎咽地舀着吃光那碗肥肉豌豆汤，因为他不知道一小时后他是否还活着。我们会讨论很久，他这样做是否正确。卡特认为他的行为不宜采纳，因为他说，必须考虑到腹部中弹，塞满的肚子比空着的更危险。
对我们来说，这些事情是问题，要紧问题。它们不会改变。在死亡的边缘，生活画了条残忍而粗暴的线，圈定了最必要的事件，其他一切都在迟钝的酣眠中——这是我们的蒙昧，我们的救赎。做个懂得区分的人？那我们早就疯了，逃跑了，阵亡了。就像去征服一座高耸的冰山——每种生命的表达都只为继续生存服务，都要不可避免地做出调整。其他一切都因它只会不必要地耗尽精力而必须被驱逐。这是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寂静时，过去岁月的神秘反光，像面黯淡的镜子，在我之外，映出我存在的轮廓。我常坐在自己对面，像面对一个陌生人。我感到震惊，那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称之为生命的东西，竟以这般样貌做出了适应。其余的全部表现都处于冬眠之中。生命仅仅是持续的窥伺，以应对死亡的威胁——把我们变成思考的动物，好把一种叫本能的武器交给我们——把麻木不仁安插在我们身上，好叫那在我们清醒时、能有意识地思想时袭击我们的恐怖，不致粉碎我们——在我们中唤醒战友情谊，好叫我们避开孤寂的深渊——授予我们野蛮人的冷漠，好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嗅出积极因素，并作为储备保存起来，应对虚无的来袭。就这样，我们极度肤浅地过着封闭的艰苦生活。有时，某个事件会蹿出火苗，但随后，它就意外地冲出猛烈而可怕的渴望之火。
这是些最危险的时刻。它向我们指明，适应不过是种造作。那根本不是安宁，而是剧烈地绷紧着，为求得安宁。表面看，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中美洲丛林里的野人几乎没有差别。但他们始终如此，本来如此。他们通过精神力量的强度，获得巨大的发展。而我们恰好相反。我们的内在力量不是致力于发展，而是致力于倒退。他们是松弛的，自然的；而我们的，是极度紧张和造作。
夜晚，我们从梦中醒来，屈从着被幻觉中潮涌般的一张张面孔打败。我们恐惧地意识到，我们的支柱和将我们与黑暗分隔的界限如此脆弱——我们是小小的火苗。几堵单薄的墙，勉强保护我们免受死亡和疯狂的风暴。我们不安地颤抖着，有时几乎熄灭。随后，战争的咆哮衰减为一个环，将我们团团包围，我们蜷缩在里面，大睁着眼睛凝视黑夜。战友们熟睡的呼吸声是我们唯一的安慰。我们就这样等待天明。
***
每一天，每小时，每颗榴弹，每个死人，都磨损着我们脆弱的支柱，而岁月则迅速损耗它。我看见它已逐渐在我周围坍塌。
有个关于德特林的愚蠢故事。
他是那种我行我素的人。他的不幸是，他在一座花园里看见了一棵樱桃树。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意外地看见晨曦中一棵樱桃树挺立在新宿营地附近，一条公路的转弯处。它没有叶子，而是一簇无与伦比的白色花团。
晚上，德特林不见了。后来他拿着几枝樱桃花回来。我们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要去相亲。他没回答，而是把花枝放在了他的床上。半夜，我听见他发出一阵窸窣声，似乎在收拾东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他身边。他装作若无其事。我说：“别干蠢事，德特林。”
“啊，哪里，我只是睡不着觉——”
“那你为什么折樱桃树枝？”
“我怎么就不能折樱桃树枝？”他执拗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家里有个大果园。果园里有很多樱桃树。开花时，从干草棚望去，就像一张大床单，特别白。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或许马上就有假期了。你是经营农业的，说不定还能被遣返回家。”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农民激动起来往往表情独特。一半像牛，一半像仰望神；一半愚痴，一半像在憧憬。为了岔开他的思绪，我问他要了块面包。他爽快地递给我。这有些可疑，因为他通常很小气，所以我始终没睡。不会有事，明天一早，他就会一如往常了。
他可能察觉到我在观察他。尽管如此，第三天早上，他还是走了。我看见他，什么也没说，想给他时间。说不定他能过去。已经有形形色色的人成功地到了荷兰。
可集合时还是被发现了。一周后我们听说，他被战地宪兵，那些令人唾弃的军警逮捕了。他去了逃往德国的方向——当然毫无希望——同样，他开始的种种行为都很愚蠢。人人知道，他的逃跑不过是因为想家，只是一时糊涂。可战线后方一百多公里的军事法庭上，那些法官又会怎么想？——我们再没见过德特林。
***
有时，危险的压抑之情也以其他方式爆发——就像来自高温的蒸汽锅炉。这里再说说贝格尔的结局。
我们的战壕早已被炸毁，剩下的一条灵活的战线，根本无法再组织阵地战。进攻和反进攻来来回回时，唯有一条破碎的阵线和弹坑与弹坑之间的殊死搏斗。前方的防线被突破，一队队人四处建立阵地，从弹坑中射击。
我们待在一个弹坑里。一侧是英国人。他们占领了侧翼，抄到了我们身后。我们被包围了，要投降很难。因为头顶弥漫着浓雾和硝烟，没人看得见我们投降，也或许我们根本不愿投降。这种时刻，没人说得清楚。我们听见手榴弹的爆炸正在靠近。我们的机枪向前方扫射出一个半弧。冷却水蒸发了。我们迅速传递着箱子，挨个往箱里撒尿，以便有了水，能继续射击。但我们身后，枪声和爆炸声已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肯定完蛋了。
这时，又一挺机枪突然开始扫射。它就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是贝格尔弄来的。我们身后已经开始反攻。我们得救了，也和后面取得了联系。
随后，我们待在一个相当不错的隐蔽点。取饭的人说，离我们几百步的地方，躺着一条受伤的侦察犬。
“在哪儿？”贝格尔问。
那个人向他描述了一番。贝格尔拔腿就走，要去杀死那条狗，或把它弄回来。半年前他还非常理智，根本不过问这类事情。我们试图阻止，可当他执意要去时，我们只能说一句“疯了”，随他走。如果不能立即把他摔倒在地，牢牢按住，这种“前线躁狂”发作起来很可怕。而贝格尔身高一米八，是我们连队最有劲儿的人。
他真的疯了，因为他必须穿过火墙——那道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头顶窥视的闪电击中了他。另外一些人往往先是狂怒，接着奔跑。还有个人用双手、双脚和嘴不停地挖土，试着钻进土里。
当然，这种事情很多是伪装。但伪装也是一种征兆。要去解决那条狗的贝格尔，骨盆中弹，被抬了回来。抬他的人里，还有个人在路上腿肚子中了一枪。
***
米勒死了。一颗照明弹近距离射进了他的胃部。他在清醒和剧痛中活了半小时。他死前交给我他的皮夹，遗赠了那双皮靴——当年他继承的克默里西的皮靴。我穿上它正合适。我死后会交给加登。我已经答应了他。
我们虽然掩埋了米勒，但在那里，他不会安眠太久。我们的战线在撤退。那边有太多英国和美国的生力团，太多腌牛肉罐头和白面粉，太多新大炮，太多飞机。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我们的炮兵连停止了炮轰——炮弹太少——炮管磨损严重。由于打不准，炮弹时不时冲我们过来。我们马匹太少。生力部队竟是贫血的，需要康复的男孩儿。他们不会背包，只会送死。成千上万。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知道往前冲，挨枪子儿。有一回他们刚下火车，不懂掩蔽，被敌方一个开玩笑的飞行员全部干掉了。两个连。
“德国人马上就死光了。”卡特说。
我们对“一切终将结束”不抱希望。我们根本不想那么远。一枪过来，会结束生命。要是受伤，下一站就是野战医院。就算不截肢，也早晚落到一个扣眼儿里别着战功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说：“怎么？一条腿短了？您要是勇敢，在前线就不用跑。这个人是k.v. [14]。解散！”
卡特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已经传遍了从孚日到弗兰德的整个前线——关于军医。有个军医拿着体格检查表点名。有人出列时，他看也不看就说：“k.v.，前线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他还说k.v.。——“就在这时，”卡特提高了嗓门，“那个男的对他说：我已经装了条木腿。要是上前线，脑袋再挨上一枪，让他们给我装个木头脑袋，我就能当军医了。”我们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
当然有好医生，而且很多。但一个士兵在上百次体格检查中，总会有那么一次落在这种专门抓英雄的医生手中。他们忙着尽可能多地把a.v. [15]和g.v. [16]改成k.v.。
这类故事不少。大多数都更为辛辣。但尽管如此，它们和造反、发牢骚毫不相干。它们是真实的，只不过一五一十被说出来而已。部队里有许多欺诈、不公和令人生气的事。难道这还不算多：尽管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还是一个团接着一个团地投入战斗；在不断后退不断崩溃的前线，一次接着一次地进攻？
坦克已从笑柄变为重型武器。它们披甲上阵，排着长队呼啸而来。对我们来说，它比其他武器更能体现战争的恐怖。
我们无法看见朝我们密集猛烈发射的火炮。进攻线上的敌人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而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像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运转。它们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进弹坑，又爬出去，所向披靡。一支咆哮的舰队。一辆喷着烟的装甲车。坚不可摧，碾碎死人和伤者的钢铁猛兽——在它面前，我们蜷缩在薄薄的皮肤里。面对它的巨力，我们的胳膊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成了一根根火柴。
榴弹，毒气，坦克——碾压，腐蚀，死亡。
痢疾，流感，伤寒——窒息，烧伤，死亡。
战壕，野战医院，群葬墓——没有其他可能。
***
一次进攻中，我们的连长贝尔廷克阵亡了。他是名出色的前线指挥官，遇到任何危急状况都冲在最前。他在我们连两年了，从未负伤，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我们在一个洞里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气连同炸药的烟雾一起飘过来。我们发现了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其中一个背着箱子，另一个双手拿着喷火的软管。要是他们逼近，够着我们，我们就全完了。这时又恰好无法后退。
我们向他们射击，可他们还是越逼越近。情况不好。贝尔廷克和我们一起待在洞里。他见我们因为炮火太猛，只能多考虑掩蔽，没有击中敌人，就拿出一支步枪，爬出洞，卧倒，胳膊撑住瞄准。他放了一枪：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暗处朝他射击，他中弹了。但他仍旧卧倒，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目标，“砰”地发出一枪。之后，贝尔廷克扔下步枪，说了声“好”，就滑了回来。两个拿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走在后面的受了伤，倒下去，管子从另一个人手里脱落，火焰妄自向四面八方喷射着，两人都被烧死了。
贝尔廷克胸部中枪。过了一会儿，一颗子弹“嗖”地飞过来，削掉了他的下巴，而这颗力量十足的子弹，随后又炸烂了莱尔的屁股。莱尔呻吟着，撑着双臂，血疾速地奔涌出来。谁也帮不了他。几分钟后，他像根漏瘪的管子，无力地瘫倒了。他在学校里数学最好，可又有什么用呢？
***
几个月过去了。1918年夏天是最血腥最艰难的季节。日子像披金戴蓝的天使，站在毁灭的圆环上。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战败了，但谁也不谈论它。我们后退。一次巨大的进攻战役后，我们再也无法进攻。我们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但征战依旧继续——死亡依旧继续——
1918年夏天——我们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受到朴素的生活如此值得渴求——驻地草地上火红的虞美人，草茎上滚圆的甲虫，半明半暗的温暖夜晚，凉爽的房间，黄昏乌黑神秘的树木，星星和水流，梦和睡个长觉——哦，生活，生活，生活！
1918年夏天——再没有什么比出发去前线，需要更多的默默忍受。停战与和平的传闻浮出水面，混乱而令人兴奋。它搅乱我们的心，让出发变得异常艰难！
1918年夏天——前线的生活从没像炮火袭击的时候那般苦涩而恐怖。惨白的脸趴在污泥里，双手痉挛地抓住唯一的念头：不！不！别在现在！别在现在这最后的时刻！
1918年夏天——希望的风吹过烧焦的田野。焦躁和失望的狂热冲动，对死亡最痛苦的毛骨悚然，难解的疑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结束？为什么流传着结束的传言？
***
如此多的飞机。它们像猎杀野兔般稳健地猎杀着一个个人。至少五架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对付一架德国飞机。五个强壮活泼的敌军冲进战壕，对付一个饥饿疲惫的德国士兵。德国前线有一条面包，他们有五十听肉罐头。但我们没有被打败。作为士兵我们更优秀，更有经验。我们只是被压倒性的优势打压、击退了。
我们度过了几星期的雨天——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淤泥，灰色的死亡。我们一出去，雨水就打湿我们的外套和上衣——在前线的日子皆是如此。我们始终是湿的。为了让泥水慢些涌进鞋里，穿靴子的在靴子上裹住沙袋。步枪生锈了。军装粘在身上。一切都在流动和溶解。泥泞、潮湿而油腻的大地上，是一个漂着血色漩涡的黄色池塘。死者、伤员和尚且活着的人，都慢慢深陷进去。
暴风雨抽打着我们。密集的子弹从一片混沌的灰黄中撕开受伤者凄厉的孩子般的叫喊。到了夜晚，破碎的生命吃力地呻吟着归于沉寂。
我们满手沾土，浑身泥浆。我们的眼睛是蓄水池。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活着。
酷热如同潮湿的海蜇，闷吞吞地跌进了我们的坑穴。然而就在这夏末的一天，取饭的路上，卡特倒下了。只有我们两人。我包扎了他的伤口，胫骨看样子被打碎了，是骨头中弹。卡特绝望地呻吟着：“现在这个时候——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我安慰他：“谁知道厄运还会持续多久！你这下得救了——”
伤口开始急剧流血。我想试着去找副担架，又不能扔下卡特一个人。而我根本不知道附近哪里有医疗站。
卡特并不沉。我背起他，往回走，去急救所。
我们歇了两次。路上的颠簸中，他疼得厉害。我们没怎么说话。我解开衣领，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因负重而肿胀着脸。这一带很危险，我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能走了吗，卡特？”
“必须走，保罗。”
“那走吧。”
我扶起他。他用那条没受伤的腿站着，紧紧倚在一棵树上。随后，我小心地抓住他那条伤腿。他猛地一抽。我又把那条好腿的膝盖夹在腋下。
路越来越难走。时而呼啸着飞来一颗榴弹。我尽量快走，因为卡特的伤口滴着血，滴了满地。炮弹袭来时，我们只能做些简单防御，因为不等我们找到掩蔽，炮弹就过去了。为了等待这波轰炸结束，我们进了一个小弹坑。我倒出军用水壶里的茶，递给卡特。我们抽了一根烟。“卡特，”我沮丧地说，“这下我们真要分开了。”
他没吱声。看着我。
“你还记得吗？卡特，我们是怎么征用那只鹅的？还有，你是怎么把我从困境中拉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新兵，第一次受伤。当时我还哭了。卡特，到现在都快三年了。”
他点头。
对孤独的恐惧涌上心头。卡特被转移后，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卡特，要是你回来之前，真的和平了，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见面。”
“你觉得，我这把骨头还会被列入k.v.吗？”他苦涩地问。
“你好好治疗，关节还正常，说不定可以复原。”
“我们以后也许可以一起做点什么，卡特。”——我很难过。这不行，卡特——卡特，我的朋友，耷拉着肩膀，胡子稀疏而柔软的卡特，卡特，我认识的和其他任何人认识的都不一样的卡特，卡特，同甘共苦的卡特——这不行，要是以后万一再也见不到卡特。
“把你家地址给我，卡特。无论如何。这是我的，我写给你。”
我把字条塞在上衣口袋里。尽管他还坐在我身边，但我已经感觉孤零零了。要不然我干脆给自己脚上一枪，好和他待在一起？
突然，卡特发出呼噜声，脸色青绿。“咱们接着走吧。”他结巴着说。
我跳起来，激动地，我要帮他。我背起他跑了起来，长足稳跑，别让他的腿晃得太厉害。
我喉咙发干，红色和黑色在我眼前飞舞着。我咬紧牙，毫不松懈地跌跌撞撞往前跑。终于到了医疗站。
我腿一软，摔倒了，但我仍有足够的力气，倒在卡特那条好腿的一边。过了几分钟，我才慢慢直起身。我的双手和双腿不停地颤抖着。我费力找到了我的水壶，喝了口水。我的嘴唇也颤抖着，但是我笑了——卡特得救了。
一会儿工夫，我已经能分辨出传入耳中的各种嘈杂声。
“你本来可以省点力气。”一个卫生兵说。
我不解地望着他。
“他死了。”他指着卡特。
我不明白。“他胫骨受了枪伤。”我说。
卫生兵停住脚步：“都一样。”
我转过身。我的眼睛仍很模糊，头上又冒出新汗，流到眼皮上。我抹了一把，望向卡特。
他静静地躺着。“他晕过去了。”我着急地说。
卫生兵轻轻地吹了声口哨：“这我比你清楚。他死了。我可以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我摇着头：“绝不可能！十分钟前我还和他说话呢。他肯定晕过去了。”
卡特的双手是暖的。我抓着他的肩膀，想用茶水帮他擦擦。这时我发现我的手指湿了。我从他脑后抽出一只手，满是鲜血。卫生兵又从牙缝中吹了声口哨：“你瞧——”
卡特，我根本没注意到，他在路上头部中了弹，一个小洞。肯定是一小片横飞的榴弹碎片，但足够了。卡特死了。
我慢慢站起身。
“你要不要拿走他的军人证和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他递给我。
卫生兵感到奇怪：“你们是亲戚？”
不，我们不是亲戚。不，我们不是亲戚。
我要走吗？我还有脚吗？我抬起双眼，让它旋转，我也跟着旋转，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停住脚步。一切一如往常。只是战时后备军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死了。
接着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4]krieg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符合服兵役的、入伍合格的。
[15]Arbeit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可用于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
[16]Garnisionsverwendungsfhig的缩写，意为能在卫戍部队服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