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家中书桌抽屉里那部刚开头的剧本《扫罗》和一叠诗稿，我就感觉奇怪。过去的许多夜晚我都在写作中度过。我们中几乎每个人都干过类似的事。但现在，它虚幻得遥不可及。
自从上了战场，我们轻易就和过去的生活做了了断。我们时常试图回顾，或对这种了断做出解释，但从未真正成功。对克罗普、米勒、莱尔和我这些二十来岁，被康托列克称作“钢铁青年”的人来说，一切都极为模糊。年岁大的人和他们的往昔关联密切。他们有家，有妻子和孩子，有职业和需求。这一切强大到无法被战争摧毁。而我们，只有父母，或许还有个姑娘。这并不算多——在我们这个年纪，父母的影响微弱，姑娘又虚无缥缈。除此之外，我们再没什么别的了。也许有些热情、爱好，还有学校。就算这些，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康托列克或许会说，我们正站在生活的门槛上。说得没错，我们还没扎根。战争的巨浪席卷了我们。对年长者来说，战争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次暂停。战后的日子仍旧可期。而我们，却被战争紧紧捉牢，结局不得而知。我们唯独知道，眼下我们以一种特殊而令人痛心的方式变得粗鲁野蛮，虽说我们并不时时为这事儿感到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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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米勒惦记着克默里西的靴子，但他的怜悯之心，却并不比那些在痛苦中根本不敢有如此念想的人少。他只是懂得区分。假如克默里西还用得着那双靴子，米勒一定宁愿赤脚跑过铁丝网，也不会花心思想着弄到它。但现在，就克默里西的情况而言，那双靴子已对他毫无用处，而米勒刚好需要它。克默里西快死了，谁得到它都一样。既然如此，米勒为什么不能得到？比起卫生员，他更有权利拥有它！可要是等克默里西真死了就晚了。所以现在，米勒才格外留意那双靴子。
我们早就不考虑那么多了。考虑太多太不实际。对我们而言，唯有实际的，才是正确的、重要的，而好靴子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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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并非如此。刚到区指挥部时，我们还是一个班级出来的二十个小伙子。进兵营前，很多人还生平第一次，兴高采烈地一起去刮了胡子。对未来，我们没有明确的计划。能考虑到事业、职业，乃至生活方式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满脑子混沌念头。在我们眼中，生活、战争都充满理想色彩，甚至这一切都被我们浪漫化了。
我们接受了十周的军事训练。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彻底改造，胜过了学校里的十年。我们学到，一颗擦亮的纽扣，比四卷本的叔本华更为重要。我们先是惊讶，接着痛苦，最终，我们冷漠地认识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精神，而是鞋刷，不是思想，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训练。我们带着热情和良愿成为士兵，但他们却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自由。三周后，我们不再费解：比起父母、老师，比起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一位穿着镶边制服的邮差更具威力。我们年轻而觉醒的双眼看到，老师们对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化为对个性的扼杀，即便对最卑微的奴仆也不会如此苛刻。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左转，向右转，鞋跟相撞，谩骂以及千百种刁难：我们想象的任务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却发现，我们像马戏团里的马一样，接受着英勇精神的训练。但我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们甚至领悟到这些事情中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多余的。在这方面，士兵们总有出色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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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上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排里，跟弗里西亚岛的渔民、农民、工人和手艺人分在一起，并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克罗普、米勒、克默里西和我被分在九排。排长是西摩尔史托斯下士。
此人堪称练兵场上最残酷的虐待狂，而他为此骄傲。他是个矮小敦实的家伙，蓄着红色上翘的胡子，已经当了十二年兵，过去是个邮差。他总是针对克罗普、加登、维斯胡斯和我，因为他能感觉到我们无声的反抗。
有天早上，我为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他不停地挑毛病，并把叠好的被子掀翻。我花了二十小时——当然也歇了几次——把他那双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靴子揉得像黄油一样软，让他无话可说。他还命令我用牙刷刷洗下士的营房。克罗普和我还奉他的命，拿着扫把和簸箕清扫庭院的积雪。要不是少尉偶然路过，打发我们回去并痛骂了一顿西摩尔史托斯，我们非干到冻死不可。可惜这件事只让他对我们更为恼火。一连四周的周日，我都要站岗，还要整理内务。我背着全副装备和步枪，在潮湿松软的翻耕过的田地里练习“起立，前进，前进”和“卧倒”，直到成了一摊烂泥，累垮为止。——四小时后，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手上还带着血，向西摩尔史托斯报告。我曾和克罗普、维斯胡斯、加登一道，在冰天雪地里练立正，赤裸的手没戴手套，紧握着冰冷的步枪管。西摩尔史托斯暗中窥视，只要我们稍一动弹，他就呵斥我们。半夜两点，我曾穿着衬衫从连队楼上跑到院子里，跑了八个来回，就因为我放在大家堆东西的板凳上的内裤凸出了几厘米。西摩尔史托斯下士执勤时，还绕着我乱跑，踩我的脚。拼刺刀时，他总是和我对决。我拿着笨重的铁器，而他拿着轻便的木质步枪，为此他轻轻松松就打得我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我怒火中烧，毫不顾忌地朝他冲去，一下子撞到他肚子上，把他撞了个人仰马翻。他去跟连长抱怨时，连长笑出了声，并告诉他应该自己当心点儿。他了解西摩尔史托斯，似乎很乐意看到他出洋相。——我成了翻窄柜的高手，下蹲方面也渐渐无人能敌。——过去，哪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都会吓得发抖，但这匹脱缰的驿马征服不了我们。
一个周日，克罗普和我正抬着粪桶穿过临时营房的院子。正打算出门、收拾得干净光鲜的西摩尔史托斯突然停在我们面前，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我们不管不顾地假装绊了个跟头，桶里的粪洒了他一裤子。他气疯了，但我们也忍无可忍。
“我关你们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受够了。“但关禁闭前得来次调查，那样，我们就全抖出来。”他说。
“你竟敢这样跟下士说话！”西摩尔史托斯咆哮道，“你疯了吗？等着吧，会有人来审问你！你想怎样？”
“揭发你下士的老底！”克罗普说着，手指指向裤缝。
西摩尔史托斯意识到要发生什么，没吭声，走开了。消失前，他又嘶吼道：“等着我收拾你们。”但他已威力全无。之后，他又试图让我们在翻耕过的田里“卧倒”和“起立，前进，前进”。我们虽然执行每道命令，因为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但我们速度极慢，乃至西摩尔史托斯都气疯了。
我们舒舒服服地往前爬，用胳膊撑着前进。其间他愤怒地又下了一道命令。但还没等我们出汗，他就喊破了喉咙。往后的日子，他不再找我们麻烦，尽管他还是叫我们猪猡，但口气中却多了几分惧意。
也有许多理智正派的下士，甚至这样的人占多数。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尽量长久地保住家乡的这份好差事，因此他们只能严厉地对待新兵。
只要可能，练兵场上的每种训练我们都得操练一遍。我们时常气得大吼。一些人累病了。沃尔夫甚至死于肺炎。但倘若就此认输，不免显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爱猜忌、无情、满怀仇恨、残忍粗鲁——但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正缺乏这些特质。假如不经过这场训练，就直接把我们送进战壕，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疯掉。这正好让我们能对预料之中的事做好准备。
我们没有垮掉，而是适应下来。二十岁的年纪，或许有时给我们带来困难，但现在却帮上了忙。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滋生出一种牢固而实用的团结精神。而这种精神，又在战场上升华为战争中最好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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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越来越虚弱。周围很吵，来了辆伤员运输车。一些可以转移的伤员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西身边经过，一眼也没看他。
“再等等，弗兰茨。”我说。
他用胳膊肘撑着枕头：“他们切了我的腿。”
他已经知道了。我点点头：“应该感到高兴，只是一条腿。”
他没吱声。
我继续说：“有的人两条腿都没保住，弗兰茨。韦格勒的右胳膊没了，更糟。你可以回家了。”
他看着我：“是吗？”
“当然了。”
他又说：“真的吗？”
“真的，弗兰茨。你现在必须术后休养。”
他示意我靠近。我靠近他。他低语道：“我不信。”
“别胡说，弗兰茨，几天后你就知道了。这不是什么大事：截了一条腿。比这更重的都在这儿养好了。”
他举起一只手：“你看我的手指。”
“这是因为手术。只要你按时吃饭就会好。伙食还行吗？”
他指了指盘子，还剩下一半的饭菜。我急了：“弗兰茨，你必须得吃。吃最重要。这儿的伙食还不错。”
他没搭腔。接着，他慢慢地说：“以前，我想当个林务官。”
“你还有机会啊！”我安慰道，“现在的假肢很好。装上假肢，你根本感觉不到缺了什么，直接固定在肌肉上。装上假手的人，手指还能活动，能干活儿。更何况，这方面总有新发明。”
他安静地躺了很久。之后说：“你把我那双靴子带给米勒吧。”
我点点头，考虑着还能说些什么鼓励他的话。他嘴唇惨白。嘴肿了，露出的牙齿就像用粉笔画的。他的肌肉在萎缩，额头更加突出，颧骨高耸着。骨头硬往外挤着，而眼睛已经塌陷了。再过几小时，一切都会结束。
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但毕竟我和他从小一块儿长大，总感觉有些异样。我抄过他的作业。在学校里，他总是穿着一件系腰带的褐色外套，袖子磨得锃亮。他还是我们中唯一能在单杠上做大回旋的人。每当这时，他的头发就像丝一样拂过面颊。康托列克很为他骄傲。但他受不了烟味儿，皮肤又白得像个姑娘。
我看了眼自己的靴子，它们又大又笨，里面还塞着裤腿。如果站起来，宽大的裤管让人看上去既魁梧又强壮，但当我们脱了衣服走进浴室，突然又只剩细长的腿和瘦弱的肩了。我们不再是士兵，而是成了男孩儿。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扛起军囊。脱光的时候真是个特别的瞬间！那时，我们成了普通人，而我们自己也几乎信了。
弗兰茨·克默里西洗澡时看着又小又弱，像个孩子。现在，他躺在这儿，为的是什么？真该把全世界的人都带到这张床前，告诉他们：这里躺的是弗兰茨·克默里西。十九岁半。他不想死。别让他死！
我思绪纷乱。空气中的石炭酸和坏疽味塞满了我的肺，变成黏液，令人窒息。
天黑了。克默里西的脸色越来越差。他从枕头上抬起头，脸白得瘆人，嘴唇微微嚅动。我凑近他。他呻吟道：“你们要是能找到我的表，就把它寄回我家。”
我没有应答。这已毫无意义。我无法安慰他。我被一种无力感折磨着。他太阳穴凹陷的额头，他仅剩下牙齿的嘴，他瘦削的鼻子！还有他家里肥胖哭泣的母亲，我还要给她写信。要是我已经寄走了那封信该多好！
野战医院的护理员们拿着瓶子拎着桶跑来跑去。一个路过的护理员瞟了一眼，又走开了。看得出，他正等着这张床。
我弯腰凑近弗兰茨，跟他说话，就像这样能救他的命：“可能你得去克罗斯特堡那边的疗养院，弗兰茨，那边有很多别墅。透过窗子，你能看见大片的田野，还能看见天边的两棵树。现在是最好的季节。庄稼熟了。傍晚的日头照在稻田上，闪着珠光。还有白杨树林荫道边的克罗斯特河，以前我们常在那儿捉河里的刺鱼。你可以再弄个鱼缸养鱼，可以出去散步，不用问任何人，要是你乐意，还可以弹弹钢琴。”
我凑近他阴影中的脸，他还在微弱地呼吸。他的脸湿了。他哭了。正是我这番蠢话惹的祸！
“可是弗兰茨，”——我搂着他的肩膀，把我的脸贴在他的脸上，“你现在想睡会儿吗？”
他没有回答。腮边滚落着泪。我想帮他擦拭，但我的手帕太脏了。
一小时过去了。我紧张地坐着，观察着他的每个表情，看他是否还想说什么。假如他开口，或者想大叫！但他只是哭着，头歪向一侧。他没有提起他的母亲和姐妹。他什么都没说。都远去了。现在，他只是独自和他仅仅十九年的生命待在一起，哭着。生命即将结束。
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不安和痛苦的告别。尽管蒂得耶临死时也同样糟糕。他喊着他母亲。一个壮实的家伙，一双疯狂而惊恐的眼睛，手中握着刺刀，不让医生靠近，直至轰然瘫死在床上。
克默里西突然呻吟起来，喉咙发出呼噜声。
我一跃而起，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大声喊：“医生呢？医生在哪里？”
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我一把抓住他：“您快来看看吧，弗兰茨·克默里西快死了。”
他挣脱了我，问身旁的护理员：“怎么回事？”
护理员说：“二十六床的。截了一条大腿。”
他气得叫嚷起来：“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谁！今天我截了五条腿。”他推开我，跟护理员说：“你去查看一下。”说着就朝手术室跑去。
我跟着护理员走，气得浑身发抖。他看了看我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从早上五点开始——天哪！我跟你说，今天已经挂了十六个——你那位是第十七。今天怎么也得死二十个——”
我瘫软下来，忽然感到筋疲力尽。我不想再骂人了，没有意义。我只想一头栽倒，永远也不起来。
我们站在克默里西的床边。他死了。脸上还挂着泪。眼睛半睁着，蜡黄的眼珠就像只旧铜纽扣。
护理员捅了捅我的肋骨。
“你要拿走他的东西吗？”
我点点头。
他立即说：“我们得赶快把他弄走。我们需要这张床。外面走廊里还躺着人。”
我收拾了东西。取下克默里西身上的身份牌。卫生员问起了他的军人证。它不见了。我说，肯定在文书室里，说完就走了出去。他们将弗兰茨拖曳到一块帆布上。
走出门后，我感到自己在黑夜和晚风中获得了解脱。我深吸了口气。风吹过我的脸，从未有过的温暖和煦的风。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姑娘，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一朵云彩。我穿着皮靴的双脚向前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跑了起来。几个士兵从我身旁经过。他们的交谈叫我激动，尽管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些什么。大地之力经由我的脚底涌向全身。夜晚的闪电噼啪作响，前线的闷炮如同鼓乐音乐会。我四肢矫健地向前跑着，感受到关节的强韧。我喘着气，大口喘着气。夜晚活着，我也活着。我饿了，比饿肚子更强烈地感到饥饿。
米勒在营房门口等我。我把靴子交给他。我们走进去。他试了试靴子，很合适。
他翻腾着他的存货，拿给我一段腊肠，又配了杯加朗姆酒的热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