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阅读《金钵记》，许多事情变得清晰，其中最为明显的，也许就是我总是以间接迂回的方式呈现人物的行为，这一根深蒂固的表达方式仍然很显著。除非我下定决心，说这就是最直接、最切近的处理方式，尽管从浅层的表面来看并非如此。这是公认的习惯，甚至引起了过多的评论。我偏好借助于某个观察者、某个讲述者，通过他的感知来表现我的主题，通过他的视角“看待我的故事”。他们多少有些抽身事外，并非全然介入其中，却又对它极感兴趣，而且足够聪明；他们在这里的主要贡献，是对主题作一定的评论或诠释。回顾这些作品，特别是我收进这个系列里的那些篇幅比较短的作品，它们似乎并非我对手上的事件的客观描述，而是一再地展现为某个人对它的印象，而我只是记录下来——这个人接近这事件的方式，他对这事件的评价，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强化兴味的作用。在我篇幅较短的故事中，我看到，这个观察者往往无名无姓，也没有正式的身份，除了倚仗内在的智慧，并无权参与其中，他是客观作者的具体的代言人，是个方便的替身，以阐释作者的创造力；否则，这创造力就会被遮蔽，得不到展现。我的直觉反复告诉我，经由某个代理人的意识，经由他的阐释，来一桩桩地展现事实，引介人物出场，这是获得有效的吸引力的关键，整件工作通过这一方式得到了丰富。换句话说，我一直倾向的想法是，某个相关的事件，加上近旁某个人的独特视角，这切近的状态，是那想象出来的观察者、那个敏锐的画家或诗人与这事件的密切联系；这场景呈现在他面前，让他备受吸引，尽管一般认为他的观察是次要的。简言之，我现在仔细想想，就表现的过程和效果而言，任何方式，在我看来似乎都好过不负责任地仅仅诉诸隐藏在后的作者的权威。而这也是我不可遏制的理想。我总是觉得，一个画家，一个民谣的吟诵者（随便我们如何称呼他），对他的作品，再怎么负责任都不够，甚至是每一寸画面，每一个音符。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跟随着自己的脚步，追寻事实，它们却无法控制，忽左忽右，快速转向，踮着脚尖，偷偷摸摸地奔向这样一个目标。它促使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多而非最少的责任。
这是个让人为难的真理，但我给它应有的价值。尽管我已经朝这真理的方向瞥了许多次，对它了解了很多，然而如今，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成为《金钵记》所提供的乐趣最为生动的源泉，对于它我又有了新的体会。作者的权威仍然试图显现、统治这里，然而我又一次摆脱它，否认它装腔作势的存在；同时我走入场景之中，就如同走入竞技场的舞台，同场景中的那些人物一起生活，一同呼吸，一同交流，打成一片，和他们协力，为环形看台上的观众提供这一伟大游戏的娱乐。故事中，除了每个真正的参与者——那些深深卷入、沉浸其中，甚至是遍体鳞伤的参与者——没有其他不相干的人物，可我还是将整个故事严密地纳入两个人物的意识，通过它们来呈现，让自己做到至少用一只手，牢牢地把握住我的体系，这也是我钟爱的方式。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事实上王子看到的、了解到的、感悟到的，他展现给自己的一切，正是我们关心的；尽管他没有以第一人称来讲述，但几乎就像另外的讲述者或评论者对另外场景的讲述方式一样。他具有极其敏锐的意识，记录一切，让我们看到也许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事，通过他的意识映照出来，就像手握一片干净的玻璃，映照着构成我们这长长的故事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尽管他从头到尾都是身处整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的命运是早就设定好的，就像一个写好的剧本中的演员，他的观察和叙述却丝毫没有偏见。在接下来的故事里，王妃的功能与他完全契合；她的意识密切地记录下来一切，就像王子一样。不仅如此，举例来说，她就像《阿斯彭手稿》中目睹了手稿毁灭过程的那位敏锐却毫无个体身份的客观观察者[18]，或是《波英顿的珍藏品》[19]里那位极具个性、极为聪敏的女主角一般，事无巨细都能注意到。总而言之，王妃不仅感受到了她能感受的一切，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她的角色，而且仿佛复制了她的价值，成为极佳的写作方式或源泉，并因此具有了内在价值。这两个人被赋予了令人赞赏的价值，回顾他们的命运以及我的手法，我再度感到，在写作中贡献的无尽的耐人寻味之处，以及不断值得从中获得的“乐趣”，这是真义所在。我觉得他们的叙述，就让我们不能忘记对多样性、对无穷尽、对极致优雅、对美妙的整体效果的追求是所有正确理由中最美好的一个，而在这一过程中，任何精巧的创意、缜密的谨慎，都不会浪费。
这里我还想说明其他几点，它们与我曾在别处提到的一个观点似乎有总体的关联，而那个观点我已充分说明其含义。但是我有另一件事想说，所以针对刚刚说过的那些话，我就只花一点时间回应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反对声音——要是哪位读者真的如此热心关切这些，甚至全神贯注的话。你们可能会注意到，在以王子作为中心人物并且以他命名的那一卷里，他只有在艾辛厄姆太太的感知——恐怕读者有时会觉得她太好管闲事了——无法取代他的那些方面才具有全面深入的认知。然而，我计划里的这种差异性不过是表象而已，事情严格遵守着它自己的法则：一开始玛吉·魏维尔是通过她的追求者和丈夫的视角来加以呈现，接下来，王子通过他的妻子的视线以同样的强度呈现。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所呈现的这些人物的经历，不仅展现了富有感受能力的主体本身，同时用同样的笔触，以最贴近的方法达到了我所希冀的生动状态。正是王子开了那扇门，才使我们对玛吉有了部分的认识，一如正是她开了门，才使我们对王子本人有了部分理解一样；我们对两个人的其余印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皆是直接来自人物的行为。同样，我们最初见到了夏洛特，然后见到了亚当·魏维尔，更别提见到了艾辛厄姆太太，以及其他的每个人和每件事，但是可以这么说，它们是作为与王子相关的事物才被我们看到的——我的意思当然是指，它们是作为与他本人的存在相关的事物而被他传递给我们的。而后我们再次看到了同样的人与事，完全是从玛吉的视角呈现，由她的展示呈现的魅力所决定。我说的这些，只不过列举了我的创作因素中极其有限的部分。因此，我自然得起而应付一个事实，也就是我可用的人物根本就很少——事实是，为数极少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几个人物，承载了大量的创作要求。我们看到，《金钵记》里的人物非常少，作为弥补，我的计划是在保证小说的形式清晰连贯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出现。这就是我的问题和挑战[20]所在——要将手中仅有的价值全部实现，要让我的体系运转，要达到我所要求的特定的合宜性，要在兴趣的源泉上施加特定程度的压力，都是为了这一独创性本身可能达到的效果。构想出一个计划，并且看到了这一计划的高贵，就意味着将之付诸实施，而眼下的记事的“趣味”——再说一次，趣味，在我这里一直指的是所有种类兴味的集合——正是要看这一真诚的态度被应用到极致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后果。
仅针对重读的一些建议就说到这儿吧——因为我始终觉得有两个要求在等着我去处理，它们相较于我们刚才谈论的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显迫切。可以说，一个是次要的，一个是主要的；我先来处理第一个。对于这部作品集，我已经做了深入彻底的阐述。但是，如果我对我们这个版本的一个如此突出的特色不发一语，那就不算深入了。这一版里有二十四张装饰性的“插图”。这套书的卷首插图所起的装饰作用本可以更大一些的，如果他们在复印阿尔文·兰登·科伯恩[21]先生拍摄的那些漂亮照片时没有将其缩小那么多的话；但那些没有缩小太多的照片，在我看来，依旧很美。无论如何，我都想对我们的总体意图做一简要回顾，将这一页创作历史，加到我的备忘录中。而我的备忘录，尽管已经卷帙浩繁，我却丝毫都不觉得难为情。若非篇幅所限，其实我很想在这里详尽地谈谈这个问题本身——也就是如今我们对于插图的普遍接受度问题，而这或早或晚都会出现。因为情况是，任何文本的作者——出于作品自身内在的优点——试图提出一些主张，要求文本能够产生一种插图的效果时，都会发现它们被另一种与之形成竞争的处理方式给排挤掉了。当然，任何文学作品的本质，都是要使文本充满可即时辨识的图像。无论如何，拿别人画的一张图，用嫁接或是慢慢“培植”的方式移植到我自己的图画上面，对于这样的提议，就我来说，也为了从事文学创作的同行们，我抱持怀疑的态度。在我看来，这始终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行为。这充分说明，由于出版状况的影响，现在的英美小说，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绘本”的特质，无论当事人心底有多不情愿，都不得不同意。但是再想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危险之处。
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会力图让笔下的文字足够优美、足够有趣，在需要的时候足够具有画面感。而任何东西，如果解除了作家的这种责任，那就是在帮倒忙，很可能引发文学爱好者对于这门艺术之未来的诸多疑问。身为作者，就应当靠他召唤出来的种种意象，将那些具有艺术倾向的读者带入一种幻境，而且不允许他停下来，直到读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意象，把它们记录下来，运用他自己的艺术，在他的头脑媒介中建构起与之类似的场景。我看，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下一道文学符咒的欲望和主张了。对于创作者而言，要能使笔下的人物或场景，一旦不能显现，就立刻好像不存在，这真让人向往；对于这个多面的操纵者，看到自己拥有如此力量，并且受到认可和肯定，就像播下的种子长出果实，也的确叫人向往。然而，他自己的花园是一回事，他促进培育的那个花园，放在另一个人手上，却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作家自己作品的架构没有为这样的情节提供空间，就像我们不会期待上菜时，鱼和肉会被放在同一个盘子里端上来。换句话说，作家会带着骄傲和喜悦的心情欢迎插图，但同时也会强调，如果自己的“文学嫉妒心”能充分地受到尊重，他的作品就应该作为一个单独而独立的出版主体，自立一旁，文本有其精神支撑，就如同文本本身也具有可塑的可能性，成为一个更荣耀的礼赞。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说明，作家的写作“架构”不同于画家的“架构”，这挺招人讨厌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腾出一些篇幅，谈谈科伯恩先生为每一册书所做的贡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中所做的贡献。这是因为，目前所提议的摄影研究都是在找寻方法——而且我觉得它们已经幸运地找到了——要使画面富于暗示，不要保留或假装保留任何戏剧性的步骤。严格地说，这么做它们就不再合格了；但是它们谨慎地否认模仿行为，用现代批评的分析式话语来说，这么做“无可厚非”。事实上，让一个作者觉得最有意思的，莫过于有机会猎取一系列可以再度加以呈现的主题——这与摄影最为契合；将这些影像与某部长篇小说或短篇故事联系起来时，不应过于明显，好像要与文学作品一争高下，相反，应当略带羞怯地为它辩护，说意象不过是视觉可见的象征或回声罢了，并没有表达文本中特定的内容，仅仅是呈现了这件或那件事的类型或理念。它们依然至多不过是小小的图片，呈现的是我们某个“特定”的舞台，却没有演员；但它们是最早构建起来的，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这涉及一次很有趣的探索，我很乐意在此尽情地怀想一番。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次对伦敦街景的探索很偶然，但极有意义，而之前我并没有任何期待，也完全没有预料到。我和我的同行艺术家所钟爱的想法是，这些场景中事物的某一面，或是某些事物的组合，应当凭借其内在的优点，显现出与书中某些内容的关联，同时彰显着自身独特而妙趣横生的存在。当我在同行艺术家的陪伴下，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待这些场景时，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丰富的宝藏。大家会注意到，我们的卷首插图系列“演示”的大多是伦敦街道的静态特征，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需求；它们就在手边，很方便，同时效果又很惊艳，令人满意地装帧了这些书册。我得承认，我经常沉浸在探索伦敦街道的乐趣中，甚至忘了我原本的目的，是要来找寻能够“嫁接”到我书中的图像。而我的乐趣在找寻那些古玩珍品时，就会尤其兴味盎然；为了这些古董，热爱伦敦的人随时都会隐没入这座繁华都市的“背街陋巷”。我和我的同伴在探索的过程中并非总能直接发现我们要找的东西；事实是，我们在用眼睛搜寻的过程中，头脑却被这样一个问题占据：某个“主题”、某个“特征”、事物存留的感觉等等，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如此一来，一旦我们的追寻得到回报，我要大胆地说，便是完美无缺的。举例来说，若是想用一帧图片给予《金钵记》第一卷以恰当的赞美，我们不难感觉到，没有什么比一幅展现那只钵第一次出现的小店的景象更合适的了。
这个问题因而很让人激动。这家小店不过是我们头脑中的一间店铺，存在于作者想象中关联有序的世界中；因此，它并不“取自”哪所具体的房子，只是一个精炼的、强化的意象，是从这类商铺中总体提炼出的一滴精华。然而，我们却需要（因为如我所言，照片本身也完全在为自己言说）一个具体、独立存在而又鲜活的实例；它要令人惊叹地恰巧符合文本，为我们效劳。这极不容易，最有可能的是，它的存在无法恰当地表现文本内容。只有伦敦，加上机遇，加上极端的不可能性才可能造就这样一间店铺；而且，它还必须能让我们从中真实地读到王子、夏洛特和王妃的光顾。需要这些条件，我们自然就很久都未碰到一间理想中的店铺。它虽然一直在躲避我们，却自始至终没有让我们的信心受损。我们相信，伦敦最后总是能够给予我们所要求的任何东西，所以它一定在某处等待着我们。事实上，它是在等着我们，不过我阻止自己开口说出地点，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法让我说出它的位置。总之，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部小说的第二卷里，也没有什么能比那幅插图更气势恢宏地表现出波特兰道的总体景象。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其局限性及范围都在于，我们不同于可以肆意想象的设计家，我们不是要“创造”一幅图景，而仅仅是要辨识出它——也就是说，带着最细腻的感觉去辨识出它。重要的是要让波特兰道的景象自身呈现出一种总体的印象。而伦敦这座惊人的城市（我这么称呼它），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偶尔辨识出并且呈现出种种似乎是施加了智慧的形式。这一切意味着，在某个时刻，这巨大、乏味、平庸的狭长街景，会自己上演一场奇迹，变得耐人寻味，在一个钟头的时间里变幻出辉煌的气氛，而只有伦敦知道它是怎么办到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那个时刻去理解它。但是伦敦教我的这一课让我扯得太远了。
对于再次阅读本书的一些建议，以及有关再次表现的建议就说到这里，因为我觉得比起这些来，还有件事在更急迫地等着我去做。按写作顺序重新阅读自己近年写的这几部作品（全部都是相对近期的），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明显是从切实的、当下的角度，来感受我当初完成这一系列中最后这部作品（以及该系列后面收录进来的大部分作品）的过程；换句话说，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目前注意力的推进与我的原初表达的推进，二者是重叠一致的。具体地说，在很多需要理解的地方，我的理解都完全契合，而且毫不费力，没有任何挣扎，当然也没有任何迷乱或痛苦。当年的我，就像是记录事件的历史学家，在看，在言说；而如今的我，作为一位读者，去理解历史学家的记述，就如同与他半路相遇，被动地接受他的影响，带着欣赏的眼光，甚至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我不觉得有任何交流的障碍，或者感觉上的分歧，这真是幸运。对于历史学家，我心甘情愿做他温顺的读者，响应他，想他所想，我的脚步自在地陷入他的足迹中；他的所见就是我的所见，就好比一张剪纸上的图像，比对着墙壁上的影子，每个点都恰好对齐，不多不少，严丝合缝。这个事实使我清楚地意识到，相比之下，着手处理我较早期的作品，就是引领自己去跳一场非常不同的舞蹈；回到我的早期作品，产生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在重新回顾这些事件、回顾自己数十年前早期创作过程中的几乎所有事例时，我清楚地发现，这样主动的、积极的鉴赏过程是不可能只发生在明显的语言表达层面的——这得归因于我目前的行动模式和那些业已存在的足迹的运动模式之间频繁出现的不协调。就好像，我要探索的事物清楚明白，就像一片铺展在平野上的皑皑白雪，而我探索的步伐，却忘却了过去的老步调，很自然地换成了另外一种。这新的步调有时的确会多多少少符合原本的路径，但最常见的情况，或十之八九，是我会在其他地方开拓路径。无论如何，极为有意思的是，我非常自然地脱离了旧的步道，走上岔路，从而导致了若干差异。这不是我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迫在眼前又绝对必要的，目的是解决我们此刻正在讨论的种种事情。
我目前的修订行为，就如同要重新占有那些作品，整个过程极其有趣，给我带来极大的愉悦。我很快就意识到，没有哪种前行能比这更加自信、更加自由了。它甩开了所有理论的枷锁，不再受困于那些迅速冒出头来、令人丢脸的犹疑不定，生机勃勃，意义重大，就如同一个哲思的心灵突然间领悟到了绝对真理。还有什么比得上在如此轻松的情况下就享有绝对真理更令人喜悦的呢？我当下的阅读与当初的写作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当然也有可能避免；然而，大量的分歧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从那一刻起，如我所言，它们就成了我认知的方式。我以前觉得“修订”现存作品，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有时候甚至似乎充满困难；但是现在我很高兴地知道了，那个阶段的焦虑不过是因为缺乏经验，或是一种既拖拖拉拉又听天由命的淡漠心态。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所遵循的唯一法则是，要做到并保持在每写完一部作品后就将其抛诸脑后，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不要说到它或者提到有关它的事。因此，在那段乏味的过渡期，我感觉自己的作品是那么陌生，与此同时，一些关于作品原本可能是何种面貌的神奇想法却不知不觉地滋生和繁盛起来。更何况，处于这些骚动里，我信以为真地担心，任何想把那一窝怪异的东西打理收拾一番的举动，任何想去除积尘的行为，任何想把干瘪的脸孔清洗一番、把灰白的头发梳理一下，或是为了效果更佳，扯一扯过时的外套等等行为，都有可能使人陷入——是有这种说法——昂贵的整顿翻修中。我的第一部作品，我的头生子，如今要重新亮相。尽管我刚才用了年老病弱的形象，但其实我宁可将这件事看成一群别扭的婴儿，因为有关心的客人们亲切地要求探问，才不得不被从婴儿房带到客厅来亮相。若非继承了更好的东西——有更优秀和更协调的形式，有适于收藏的漂亮书型、页边留白和宽大的书页，还有整体庄重的气度，而非它们大部分时间凑合着用的摇篮，否则我是想不到它们会再度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件事需要惯常的体面——有一道尽责的目光从上方望下来，一个婴儿接一个婴儿地看过去，手中的缝衣针焦躁地停不下来，快速闪过一丝亮光，你还可以察觉到肥皂水喷溅的声音；这一切都是因为，有别于婴儿房里暗淡的烛火，客厅里灯光明亮，暴露一切。为了让自己这窝孩子在那崇高光芒的照耀之下显得更体面些，我要么得补缀上一针，要么得拿着发梳将它们爬梳一番；对我而言，从那一刻开始，这一行为的原则就得到接受，并且确立了；而在那里等着我的，正是种种复杂难解之处。我也曾迷失，猜想哪些反对作者自由地修改之前的作品，反对他用针线补缀、用海绵清洁的言论，能声称自己是不武断的——恐怕这是在浪费时间吧。对他们而言，承认当初的败笔只会让自己显得令人厌恶。
“千万不要做保姆式的工作！”这是一条不通人情的禁令。事实是，只要你想认真地、庄重地，而不是随随便便、不负责任地再度发行你的作品，它就永远都起不了作用。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句话才可以被完全理解。因此，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认为要遏制修改的言论，像是“完全不能”这种话，以及那些容许抹一把肥皂水的言论，就如同半开的门，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有人反对客厅的规矩，反对净化，也就是说，纵容天真的童稚时光，如果要求他做一下判断，仁慈地掂量一下，这一整套净礼事宜该用多少水量才算恰当，就算有二十个理由，也势必会让他目瞪口呆。尽管如此，我要重申，在我备受困扰时，似乎也在困惑中做出了这样的请求；这要归因于我太想当然了，以至于没办法预测到会发生此等十足的美事，发现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等着自己。将这件事坦率地暴露于考验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开始重新阅读——便是更靠近它所有的组成要素，并因此顺遂地感觉到每个疑虑都得到了清除。而我紧张兮兮地不断推迟这一可敬的行为，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浪费时间。后来我意识到，这种尴尬难受的感觉，是因为我可怜巴巴地、轻率地接受了修订这个词在我的想象里所散发出的那股宏伟的气势，没有好好分析这个词的含义。修订就是再看一次，或是再检查一次的意思——如果是文字书写的事，那就是再读一次，仅此而已。然而，在我焦虑的苦思冥想中，却一直揪着一个念头想把作品重写一遍——就我有意识的思考而言，这与事实本身最终几乎没有丝毫雷同之处。我原本以为重写一遍太困难，甚至太荒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我的确也是用同样的模式，思考着重读一遍的想法。但考验之下得到的顺遂感受是，我事前难过地认为要费力做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而已，况且也只有第一眼才觉得它是费力的。至于重写意味着什么，我到现在仍然不大清楚。而另一方面，我的修订行为——也就是再看它一遍的行为——则是，无论我看到哪一页，眼前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恰到好处的唯一表达，仿佛花儿绽放；目前这个版本里“被修订”的因素，就是这些唯一的词汇，是对我严格地重新细读当年文本的记录。有人说过，就某事物本身的特定印象，有很多接近的表达，而经验最终造就了唯一的可能。
真正很有趣的，正是去探索、追溯这一经验所达到的效果如何不断加强的历史，而且我敢说这也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困难的过程。大批的措辞——感知性的和表达性的——不断地增长。它们以我刚才提到的方式，在句子、段落和页面中，俯视着业已存在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就像警觉的有翼生灵，歇栖在那些越来越尖的峰顶，向往着更清冽的空气。对于比较成熟的心灵——首先当然要假设有一个能触及此类问题的心灵——追溯的结果就是，赋予此事一种充满臆测的兴味，或者说得通俗些，一种非比寻常的智性“消遣”：这些经验是如何、何时焕发出这强烈的光芒，而且持续闪耀不衰的？它又因何而生？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因为说真的，艺术家有一半的生命——或者说得更公道些，无疑地，是他全部的智性生命——似乎都牵连其中。昔日的旧作在那儿重新为人所接受，重新受到品鉴，重新被细腻地读进心里，也重新被享受一番——简言之，受到信赖，带着如昔日一般满含感激的信念（因为在某一特定事例中，无论这份信念在哪儿意识到疑虑的痛苦，我就会结束这件事，然后就将它抛在外头不去想了）；然而，为了应有的证明，为了重申其价值，它们同时却仿佛被打通了无数的渠道，遭受到奇异而纤细、隐秘而积聚的力量的穿透。正是因为有如此这般氛围，基于这样的事实，这样一小段丰富的历史，我才被触动，在其中流连忘返。加上前面我略微提及的理由，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是追溯一个人“品位”的整个成长过程；而品位，一如我们的祖辈总是说的，是一个受到祝福且无所不包的名字，代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许多东西。基本上，只要他内在的诗魂超越了其他方面，诗人的“品位”就是他对生命的积极感受：遵循这一真相行事不背离它，就是握住他的意识迷宫中那条银色的线索。好样儿的，每当他感觉到意识中充塞着再次细读的回声——我如此称呼它们，他自己就会感受到这一点，辨识出它所附带的重要性；就眼前的情况，这情形一次又一次明显地出现在他身上，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看得出来，当能够取代原文的表达措辞凑巧是诗歌时，这情形最常降临在他身上，但那并不意味着这是特别的例子，因为就算头脑最有限的人也很清楚，对于那些热情地培养生命意象，以及以艺术（它总体来说是很有益的）来投射生命意象的人而言，我们给他的这个称号是大致应用得上且又合适的唯一称号。“诗人”是仅次于下凡神灵的观者与说话者，无论他以何种形式出现；而当他的形式配不上神的时候（无论这形式在名义上、表面上或通俗而言是什么），他就不是诗人了：如果是那样的情况，我们得立刻说，他根本不值一提。他的冲动和激情有多么广博，多么包容，他就有多么配得上它，神也会选择他，更加认可他这美好的职责与名号。这样的能量与激情提供了一个定义条款，使得诗的语言与普通的语言在光的场域里有了一点小小的区别。
诗人们，尤其是那些更有魅力的诗人，在手中握着的原有的文本基础之上，“记录”下眼前更新的画面；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足以证明那在深处运作着的吸引力——如我所说，意识感受到来自累积的“好东西”的更美好的呼吁，感受到着手处理的兴趣。至于我个人，我马上就要说，经历这次再度发行的整个过程，我意识到“着手”这件事只占据了其中最小的部分：我的双手刚一触碰源头，就已经收获满满；就这些累积的好东西而言，问题似乎变成了它们坚持一给再给。我的确曾提及，那种慷慨丰沛的情形有某些不足——或者说，起码在某些关联中，我发现自己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太愿意再次接受它们。除此之外，这种获得感常伴左右，不曾停歇；这样的奢侈，开出来的唯一条件仅仅是需要我心智的关注。那些有福气的好东西端坐着，姿态千百种，只要给它新的关照，不管是什么，它都有反应，太令人感动了，好像在和我谈一笔愉快的交易似的，而且用的是尽可能少的字眼。“只要对我们有充分信心，你就等着瞧吧！”——它再复杂也不过那样而已，却会变得令人极其激动，那激越仿佛来自最深的深处。于是我看到了所见之事，以及这些数不尽的页面所清晰记载的东西，我对它们深信不疑。在这趟旅程的每个阶段，我都陶醉于记录下我追索原文时留下的那曲折坎坷的痕迹，这令我陶醉的感觉自始至终都主导着这件事。这情况本身就引出了悬而未决的迷人感受：在具体的情况下，文本中的词语，处于批评的眼光之下，会是什么样呢？是一连串等候着的令人满意的词语，抑或一连串不适合的词语？在更强烈的亮光下，那些不适合的词语却也显得积极而和谐，因为它们反衬了如此之多的妙语和代替的表达方式，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展现不同的传奇故事。但是大致说来，我完全没办法预测这些机会、改变和比例；在我行进的同时，它们可能也只会出示本来的面貌；事后的批评，会在它们身上找到引人入胜以及让人惊讶之处，感受到或者失望，或者得意的情绪。上述情况全都明显地意味着，这整件事是活生生的。
在修订的过程中，新的阅读心得，新的感觉传递方式介入，以获得恰当的整体感觉，其介入的频率就成了作者知性冒险的记录与写照，仿佛精彩的旋律。我们发展出一套不同的度量方式，来判定整体而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构成一个适合得体的“表达”手法，其所及范围之广总是叫人觉得神奇不已。然而，我最常有意识地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在“修订”引起的新的阅读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充满自信的、对原表达方式的攻击，作家们如何才能成功抵御？因为在绝大多数例子里都出现了这种攻击的迹象。最终以无上之姿“演示”出来的词语，是百花丛中最中心的那朵，因它自身的一条美丽律法而绽放（一刹那的时间常常已经足够）；任何时刻，在人们几乎还察觉到，或错过它的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在那儿了——所以简言之，我认为我们永远都猜不到修订者的秘密是如何运作的，对他而言，此秘密的色彩与香味扰动着气氛，却又立即被理解同化掉了。我们无法预测，很明显也无从得知，理由很简单，我想不出有哪一位修订者曾经谈过这个问题。“没有人做这种事的。”我们记得在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听过这句话被大声宣告过；换句话说，他们不是真的在重新阅读——非也，不是真的，他们的重读，只是看到过去的文章那被埋葬的、潜在的生命力，在重新触碰下，并未颤动出任何后续活动，无论如何都无法打破它已经定性又“陷滞”的表面。基于那样的结论，我要很快补充一句，情势会维持在简单的状态，他们的责任会静卧在他们的作品旁，就像狮子静卧在羔羊旁边一样。或者另外一种情况是，他们事先，而且一成不变地，已经把他们的耳朵、眼睛甚至鼻子全都蒙了起来，不听不见不闻。这后一种策略着实英勇，然而我纳闷的是，它能应用在哪些具体的事例上头。如我所言，在所有作者坦率承认的例子中，这一策略几乎全部是失败的。真正的反修订者（不管用哪种说法）人数当然很多，他们也有满肚子话要说。他们的信念很明显是伟大的，他们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也因而受到保护，从不会受到困扰。然而，让我备受引诱、备受折磨的修订者的形象，并非那个半吊子、零敲碎打的修订者，他对修订没有诚意，他的行为也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后果。我认为，这个晦暗但绝对有争议性[22]的形象在我眼前徘徊不去，主要是为了挑战我的信念。说到这一点，我们在各式各样有趣的散文体文学的什么地方见过他呢？为何我们都还未被逼到底，就要认为我们得对他有信心呢？
假使我转而寻求某个相反的形象，以获得对照和醒目的效果，我立刻就会遇到一个，那就是巴尔扎克，而且这个形象非常完整，在任何“昔日”的基础上，在任何“昔日”的生活面前，不存在任何缺失。巴尔扎克遭受到了那些替代词语再度发动的攻势，被更精细的渠道重新穿透——我们知道，这些都在他身后以非凡的速度生长着；他从来不曾看尽或说尽，也不曾停止奋力向前。他的情况具有同等的分量和权威——无论如何，我在其阴影的保护下，搜寻这些说法里比较简短的剩余部分。同时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对业已感知的结局的最伟大呈现，我们的虚构散文体书写最丰富、最庞大的遗产，都应归功于他的敏锐善感的永不绝灭的运行。对我来说，这情况本身就增强了关于那些重读过程中复苏的、产生的意象这一问题的兴趣——我自己个人的幸运经验（都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倒是没有给我多少可想的东西，这一点我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懂。恐怕在他看来，我简直是全神贯注于那一大堆晦涩难辨的东西；它们无疑是晦涩难辨的，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种微妙的事物，有的羞涩又虚幻，有的难以探究，有的无法解释，正是它们照看着那些既深邃又相当有把握的变化过程。不论什么情况下，近在眼前的演变就足够欺骗你或者让你着迷了，不用去探测那些陌生甚至很可能深不见底的水域。然而，心灵的愉快扰动和心绪不宁依然是振奋精神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焦躁不宁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在那里重复低吟：“但愿可以重写一次，但愿可以还一个公道给粗糙外表上的补丁，给那一点点很用心地保持得体的东西；它们悔不当初地责备着过往的愚蠢，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这样的反思，这样的渴求，我说，终会在某些时刻达到顶峰，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它无疑在《美国人》中的很多地方达到了最大值。小说中有许多处理得不尽人意之处；鉴于既有的元素与本质，小说的主题愤愤不平，就好像长期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而且绣工低劣，完全配不上自己；这长久积存的不满，就因而发出了最恰如其分的悲叹。相反，在《专使》和《金钵记》等总体上以更好的文学书写方式呈现的作品面前，那种强烈的诉求，那种希望获得惩罚性损害赔偿或最起码文学公道的主张，就缩小到消失不见了。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我还可以添进好几部篇幅更短的作品，将此书单大大扩增一番。
无可避免，在《美国人》里，良好的意愿被不可依赖的表现手法所欺骗，再加上太过迟到的经验，无法实施；《一位女士的画像》和《卡萨玛西玛王妃》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只是稍好一点。我只能一面走着——我是指阅读，一面在幻想中考虑整个过程；可以这么说，我把它沉浸在这幻想的媒介中，希望凭借评论家更新、更敏锐的感知的微妙运转，我重新面对过去的各种灾祸、意外事故，旧的伤口、损毁以及毁坏的容颜，就不是白白浪费气力。对于这个作品集里的很多其他作品，长的也好，短的也好，这样一个重新审视的过程所产生的效应也一样；我祈祷着更好的形式所散发的更细腻的气氛，足以在它们周围徘徊不去，并将它们修饰一番——起码是为了那些对气氛和形式充满好奇的读者，不管是否只有寥寥几人。我承认，在这一点上，在这最后几句话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比试图在这里散播几丝光线让我觉得有更压倒性的关联性。在这些光亮中，我的一些意象顽固而沾沾自喜地重复着，而其他一些意象则根据它们的种类和规则，欢乐而羞涩地更新着自己。这两者无疑都是内心无愧的方式，虽然对我而言，整体来说，一如我似乎弄清楚的，观看这意象的更新，其兴味之活跃，要远胜过一般接受的重复。我最想问的是，这件事就最糟糕的情形而言，也不过是急着想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再次做梦，目的是让他更多地吸收我的感觉，不是吗？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就自身来说，最重大的结果更多的是这样的感觉，在自己全部心力汇集而成的深海中，我的重读就好像漂流其中的闪着银光的鱼，而非抛撒一张最宽的鱼网时所能捕捞到的渔获量；而作家通常的好意殷勤会指出一条让那一感觉更具感染力的最好路径——一张美妙地纠缠在一起的网，它或许不如皇冠般辉煌，但那是作者用自己内心所珍视的信心编织的，那信心来自他的邀约或想象。他要回报那样的信心，因此是绝不可能对自己质押出去的名誉放任不顾的。
对作者而言，最理想的好方法，是在任何方面增加所有可能的娱乐来源——或者，再说得更大白话一些，要增加他所有得到乐趣的机会。（一切全都可以回到这个词上头，你的和我的“乐子”——假使我们对这个词做最大的意义延伸，回到这乐趣的产生过程上去，其中即便是最渺小的问题，诸如抑扬顿挫的细微差异或一个逗点的位置，都并非与之无关。）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再现的价值及其运作方式，而再现的价值，其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把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当成具有若干面向的可见之物——尽最大可能地将它们转化为表象、图像、形体、物体等许多在构建这个世界时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东西，以便在我们冒险前行的每个转弯处，在这再现性表面的每一个点上，都能立即感受到这一情况所产生的效应。我们需要向任何足以被称为展示的力量敞开大门，以看到那个将事物图像化且能胜任其工作的代理如何被立即召唤出来，发挥作用，战胜困难，奋勇前行。那样的笔触直接唤起画面并细腻地加以呈现，以获得相似性，获得吸引人的力量，获得说服力，制造逼真的幻觉，达到沟通的效果。我们也许会遇到大量的貌似展示性的文字，然而其中，一言以蔽之，这样的笔触却彻底缺失。这一切当然意味着，用寻常的话来说，读者被“出卖”了——可怜而又温顺的人啊，甚至在他读着自己该有的权益条款、被哄骗得糊里糊涂的时候，可能也只隐约知道点状况而已。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担心，他在大多数时候对其他事情也缺乏敏感性，特别是在阅读这件事上，他确实遭受欺骗，他所质押的东西不能确保他得到最尽兴的享乐，因为这样的体验只能从通过上述的诉求，从直接阅读里获得。几乎不需要提及的是，对于任何用“诗”——就这个词最广泛的文学意义来用它——的光芒构思出来的文学形式的最高考验，如果它无法以口述[23]的语言，用出声的阅读来表达，这种考验就该抽身而退，没有任何宽恕的借口。当然，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非诗歌形式，而是那些为了最高价值而要求有想象力、要求有心灵和美学图景的形式，是一颗被符咒与咒语俘虏的心灵，是一门难以估量的艺术。这种形式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会将其最精致和难以计数的秘密释放出来，而且是以最感激的心，在最紧迫的压力之下释放出来——这压力就来自关注，来自清楚地发出声音的阅读。而对于那种无声的、“安静的”阅读，就让它尽可能多地去回报吧，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它依然会把自己的机会和成功“搞砸”，这挺令人难过的，依然不把心中升起的一股兴趣当作一回事，老实说，它向来没办法冷淡漠视那份兴趣，因为它没有先妥善安排自己，好将此效应所开出的花朵，归功于如此美好地向它索取最多的领悟的行动与过程。它于是准确无误且漂亮地给出了最大的回应，因为我没在别的地方见过下面这种奇怪的说法得到证实，即有趣的文章的正确价值，要全仰赖不彻底的检验——很抱歉和羞愧地说，仰赖于对它的粗略的、跳跃的、匆促的、稀里糊涂的阅读。居斯塔夫·福楼拜对这种关系有过一个绝佳的说法——意思是，任何的充满意象的文章，倘若它未能丰厚地回报有效的、充分的、出声的阅读，它就应被列为错误，因为它没能让自己处于“生活的种种景况之中”。整体来看，我们越是待在它们之中，就越能掌握更多的乐趣；其道德教训是（就这一点还有其他五十件相关的事可以说说），我发现修订著作一步步强化了我内心的那股冲动，急着想要很亲密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回应那些生命的景况。
所有这些无非是说，生命全程的行进是由已做过的事情构成的，那些事回过头来也会引起其他的事，因而我们的行为和它结出的果实，本质上是一体、连贯、持久且无法遏止的，所以这行动有属于它自己的坚持方式、展现方式以及证明方式，也因此，在它和我们数也数不尽的行动之间，不存在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区隔。我们越是有行动力，就越少为这种差异进行辩护；不管有任何能力，我们很快就能认清楚，要将事物“安顿”好，就永远是要怀着责任感去做它们。我们对它们的表达，我们借以了解它们的那些术语，这些几乎都属于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如同我们的自由中所包含的其他特征一样；事实上，这些事物会产出最精巧的材料，以供“实干”这一宗教来使用。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学行动还享有我们的许多其他行为所不具有的那种显著好处，也就是说，即使它们前行进入这个世界，甚至在沙漠中迷路，它们也不会因此迷失自己；它们与我们的依附和指涉关系，不论有多紧张勉强，都不需要非终止不可——只要有那条绳子将我们和它们拴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几乎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换句话说，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注定要抛弃许多至关重要的或社会性的行为并承受结果，我们注定要忘记它们，与它们断绝关系，并任由它们荒废——因为那些踪迹、记录和关联性，那些我们乐于保存的种种纪念物，我们几乎不可能将它们从那个大杂烩里解救出来。就算我们不愿意，我们还是会放弃它们——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文学行为这个更高、更值得重视的序列中，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我们确实“做过”的事情，的确给了我们放肆地切断关联、断绝联系的权利，同时却并不把这一必要性加诸我们身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理会它们，却也并非一定要如此。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在本质上是有迹可寻的，正因如此，我们觉得，艺术家享有无与伦比的奢华。不要背离他所相信的价值，不要“放弃”自己的重要性，一切全都在他自己。不要因为人们行为的一般模式，而甘愿被切断与已完成文本的联系，他必须感觉自己并未被切断；他最轻的触碰就能让整条关系与责任的锁链再次建立起来。因此，假使他总是在做事，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衡量标准，他就几乎永远都不可能做完。这一切对他而言如同报复行为，因为它受到的是细致而公开的验证。我们受到注目的行为大抵是不尽人意的，因为它永远都会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同意它赤裸现身——也就是说，经不住批评。但是，在任何地方，所有自称由一系列精妙法则控制的行为，都受到一个至高真理的支配——其谕令为：艺术若是没有示范性，那它就不足为道；艺术若不积极主动，那它就是什么都不在乎；艺术若是没有一贯性，那它就什么都无法完成；被证实的错误是恶劣的辩护行为，无助的悔恨是于事无补的评论，而“关联性”可以被应用在比仅仅瞠目结舌地悔恨更好的目的上。
亨利·詹姆斯
（姚小虹 译 陈丽 校）
